简介：本文通过乾隆时期紫檀家具"一枝独秀"的现象分析,尝试探究以紫檀为主要用材的宫廷广式家具之兴衰过程与原因。文中所用参考文献资料来源为三类:其一,为清宫养心殿造办处的各作成做活计档案;其二,为养心殿记录广东地区重要官员所进贡之贡档资料中的内容;其三,为同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关贸易记录。文章对这三部分的历史文献进行综合性的对比分析,力图通过对历史资料细微之处的洞察与找寻,客观还原清代宫廷中紫檀类家具由最初兴起,直至最终逐渐淡出家具制造历史之原貌。

简介：20世纪中期，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设计的发展。此时影响并引导世界招贴主流方向的分别是20世纪40年代在西欧瑞士，美国纽约形成的一种平面设计风格——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和以波兰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观念形象设计风格。观念形象设计是二战后平面设计的另一重要发展方向。

简介：本文主要讨论19世纪中期美国风景画与地质学紧密联系的特殊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是受到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然观影响的结果。

简介：本文通过对甘旸、沈野以及继他们之后大量印谱序跋的梳理、分析和解读，再现了明代万历中期以来印学中的反拟古思潮。对于甘旸是崇古还是反拟古之问题提出与黄惇先生商榷，并对甘氏《印正附说》作出了辨正。另外，本文将沈野推到了反拟古的最前沿，认为万历时期真正对印章中的拟古主义进行了具体的、有价值的批判的是沈野，他才是批判拟古之风的实际先锋。

简介：近古五百年的中國書法吏有三個重要的轉折點,而影響至今的第二個轉折點即發生在十七世紀中期的清代乾隆、嘉慶時代,雖然此一時期的書壇主流仍是以張照、劉墉等為代表的帖學書風,但在文字學、金石學研究的帶動下,這一時期的藝術斷代史特徵突出地表現為碑學書風的興起,并在道光時代(1821一1850)及其以後成為書法作品風格的主流形態。在乾隆、嘉慶將近一百年時間內,由于大尺幅褂軸書法作品的取法需要,和以阮元、包世臣等為首的文字學、金石學封篆、隸、北魏碑刻書法的學術關注,形成了以金農、鄭燮、伊秉綬等為前導的前碑派書法潮流,最終促成以鄧石如、趙之謙為書壇主將的碑派書法時代,並影響至今。

简介：明代中期松江一地的书法．张弼与张骏并称“二张”，现今张骏传世书迹甚少，但颇具水准且有议题可以发挥。本文主要分两大段：首先，考证张骏的生卒年与为官经历，作为推断传世书迹书写年岁的依据；并分析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所藏两件张骏草书立轴，其四十岁前後所书《桂宫仙诗》轴，书风可归为宋克、陈璧、二沈一脉，确立松江确有某种狂草书风的传承，张骏是此风格的殿军。五十二岁所书《思补堂诗》轴，书风和张弼几不可辨，考其生平，二人早年即相识。其次，张骏传世书迹多落有“文华殿直”头街，文华殿为天子与太子读书之所，当时被视为“天于近臣”。文华殿归大内司礼监所管，故张骏和宦官关系密切，剀瑾喜欢张骏晚年书风，可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七言绝句》轴为代表。正德二年，刘瑾甚至召回致仕的张骏来带领重誊《通鉴纂要》，使该书总纂官李东阳难堪，张骏以此誊写超升至礼部尚书。此年，祝允明在京考进士，故封张骏有极度恶评，影响其在明代书法史的地位，从王世贞、陆应阳、董其昌等人标举松江的代表书家开始，“二张”中仅张弼存世，张骏从书史中消逝了。

简介：这篇文章主要是关于早期印象派到一战前的现代法国油画的隐秘收藏,这些作品大部分来自莫斯科两个鉴赏家丰富的收藏.这两位鉴赏家叫伊·亚伯拉摩维奇·莫罗佐夫和塞加·伊万诺维奇·沙胡金.对他们所获得的成果无论怎样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而且他们的工作也确定早已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当新的法国油画名声在法国本国还处于初创阶段时,在如此遥远的莫斯科,就出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油画经典大师的法国画

简介：随着明中期文人花鸟画在吴门地区的发展,此地开始流行一种包含花卉、蔬果、禽鸟、虫鱼等内容繁杂的花鸟画长卷(图1)和册页(图2)[1],可称其为'花果杂品图'[2]。回视文人花鸟画的历史,可以发现这种品类繁杂的花果杂品图题材在明中期以前比较少见。一、从四君子到杂品虽然花鸟画成熟于五代,但是直到北宋中叶才开始出现文人花鸟画家。作为对题材

简介：自清乾隆嘉庆二朝起。青铜器及碑版石刻的相继出土，引起当时文人的极大兴趣，并因此形成了发轫于清中期，崛起于晚清，对民国乃至当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金石学”与“金石学派”。“金”即指以夏商周为主的三代青铜器；“石”即指古代石刻，以秦汉至隋唐以前所刻为重。在学理上，金石学一改科举制度下以经学（四书五经及注疏）为核心的“官学”，而以考据训诂、访碑辑残、收藏古董为业。在艺术上，金石学推动了“碑学”的兴起，引起了清中后期书法风格由端庄秀雅、柔美娴熟向奇崛粗犷、雄强稚拙的“书学革命”，并促成了篆刻艺术的繁荣；绘画上“金石派”传统的形成，则在“四王”“四僧”“扬州画派”“京江派”等之外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画派，是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传统内部发生的最重要变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