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基金的要素匹配机制。（1）事权方面。当务之急是合理、明晰地界定政府的支出责任范围，从而才能明确政府引导基金真正用在哪里。综合考虑国家战略、政府目标、政府职能定位，通过中期财政规划等途径，进一步明确政府事权，让政府引导基金有的放矢。再者，应当重新划分政府在引导基金中的事权范围，明确政府的职责在于引导，而非主导和指导。投资、运营等市场属性的事权交由市场化的投资主体，政策目标设定、行政法制监督等政府属性的事权交由政府。政府不能以行政手段干预引导基金的专业化管理，但可以通过实行“投资管理负面清单”、“审批清单”、“监管清单”等加以引导和监管，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简介：近年来,农行南昌县支行秉持'面向三农、服务城乡'的理念,抓住列为全国农行100家重点县域发展行的历史性机遇,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突出重点,精准发力,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小微企业融资、新型城镇化及服务'三农'、精准扶贫、服务民生普惠金融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介绍了相关经验做法,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最后给出相关建议。

简介：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缺点日益凸显,如何做到经济同环境协调发展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此,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作为“两型社会”的试验区,株洲市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存在不足。鉴于此,未来株洲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应注意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即配套完善低碳发展政策体系,大力发展低碳产业,积极引导低碳消费,努力建设生态宜居的新型工业城市。

简介：在海水淡化领域，常见的淡化方法有蒸馏法、电渗析法、太阳能蒸馏法、核能海水淡化法、冷冻法以及反渗透法。其中，反渗透海水淡化的方法逐渐被人们广泛采用，一方面，原海水经过反渗透过滤可以提供大量的淡水资源，另一方面，过滤余下的浓海水还可以继续被利用，来产生大量的盐类资源，可谓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简介：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理念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要求。在构建安徽生态强省的建设中,绿色发展理念是实现目标的核心原则。结合安徽生态现状分析,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路径入手,采取完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发展环境服务机构、加快科技创新等对策,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安徽生态文明。

简介：生态城市群是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复合生态系统,是环境行动主体间高度合作的区域环境共同体。生态城市群建设的目标是优化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品质,形成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高度统一的城市集合体。生态城市群建设的行动路径是,创新区域环境治理的体制机制,实现城市群环境合作治理,实现政策规划协调衔接、区域环境立法合作和环境监督管理合作;对城市群生态系统协同管理,推进城市群生态功能区建设,优化城市群生态空间结构,坚守城市群生态红线;通过规划生态城市、发展生态经济,多元主体共同推动城市群生态城市建设。

简介：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这对我国商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竣的挑战和机遇。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以节约、低碳和环保为主题，这样就使传统的商业生产越来越无法与现代环保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而且无法为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因此需要对我国商业经济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环保和节能作为重要理念来全面推动商业经济的稳步、持续发展，为商业经济效益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简介：高职院校专业群的建设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专业群在建设时必须时刻关注市场动向，使得专业群能够准确对应区域职业群。高等院校应当学习国外校企结合的做法，在建设专业群时积极与区域企业合作，实现社会资源、企业资源和校内资源的有效整合，并在此构建能够满足专业群需要的实践培训基地，以最大化发挥专业群的作用。

简介：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城市最优规模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为例估计出人均产出水平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产出水平先上升,随后下降。城市偏离最优规模会造成聚集收益的损失,而未达到最优规模的城市经济收益损失要大于超过最优规模的城市（即人口过度聚集）产生的经济收益损失。同时,城市最优规模水平随着产业结构的不同而变化,由于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高于工业,因此工业比重高的城市最优规模水平低于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城市。除此之外,城市最优规模水平还受到市场潜力、技术与知识水平、资本积累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简介：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部分,推动和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深化改革形成善治局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为地方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本文试以先导和示范地区昆山市为例来总结归纳社区治理路径问题.

简介：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步深入，国民的生态文明观也随之提高，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必须转变原有的消费模式，构建城乡居民绿色消费模式。基于生态文明观的视野，针对陕西城乡居民绿色消费模式的形成路径进行分析。

简介：国家试图将知识青年与乡村社会建立某种链接,打通冰封已久的人才流动通道,开辟出青年个体在基层广阔天地中成长成才,而乡村社会获得人才支持藉以发展的双赢局面,2008年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就是这一基层导向思想的重要举措。当青年“下乡”与乡村对接磨合、履职干事之后,服务期满之时的社会流动便成为突出议题。一、期满分流之路的政策设计相对于初始环节“下得去”和中期环节“待得住”、

简介：高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改革,作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程中的关键,必须要稳步推进以及因地制宜,促进后勤管理体制的创新和改革,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加强制度的创新和建设,逐步建立起和现代高校制度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开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全新局面。文章针对高校后勤管理体制在社会化改革进程中的路径进行探索。

简介：强调产业精准扶贫,在增强农民自我造血能力的基础上发展产业,有利于发挥贫困群体主体作用,提高武陵山片区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通过实地调研和相关资料的收集,发现武陵山片区产业精准扶贫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较短、经济主体协作能力较差等问题,并对其成因进行剖析,结合实践探索,进一步从打造特色产业品牌、凸显政府引领作用、充分应用＂互联网＋＂模式等方面,提出推动产业精准扶贫、形成长效增收机制的优化路径,以为今后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较为科学的参考依据。

简介：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单一机构的安全稳健无法保证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因此危机后以宏观审慎为核心的全局监管框架备受关注。本文以金融加速器DSGE模型为基础,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两个角度搭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以福利损失函数为核心构建评价体系,识别政策信号源进而确立政策规则,最后通过模拟脉冲响应函数讨论两类政策的传导路径、政策外溢以及搭配使用等问题,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的金融稳定因素信号源分别为资本资产价格和信贷增量;第二,从传导路径中可以看出,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影响范围广、外溢效果明显,但因其过多地关注金融稳定目标,会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第三,宏观审慎监管以金融稳定为唯一目标,政策传导路径短且外溢效果小;第四,建立分区制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是解决政策外溢、目标干扰、协调搭配问题的有效途径。

简介：＂一带一路＂是经济新形势下,国家为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惠及沿线各经济体和地区,既是时代要求、大势所趋,也是中国与各国分享繁荣、与世界共同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多元化金融支持,这种金融支持的多元化,一方面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广泛化,另一方面体现在支持路径与方式的多样化。作为金融的主要载体,中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发扬大行风范,支持＂一带一路＂战略循序推进。因此,势必要迅速融入到这一战略框架中,加快金融创新与国际化步伐,积极探索为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给予多元化、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并在复杂的环境中行稳而致远。

简介：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档案作为信息资源的一种,其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传统档案管理工作,侧重在于对档案的保存和管理,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提升了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改变了档案管理的方式,促进了档案管理的科学化。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当前档案管理的现状以及提升档案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建议。

简介：基于创造力理论,对团队创造力进行了向例与变例、过程与结果的二维度、两阶段划分,分析了其对主流、新流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研究假设。利用来自278份有效调研问卷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向例团队创造力两阶段均正向促进主流创新绩效,结果阶段抑制新流创新绩效;变例团队创造力两阶段均正向促进新流创新绩效,结果阶段抑制主流创新绩效;向例（变例）团队创造力创造结果阶段在创造过程阶段与主流（新流）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向例（变例）团队创造力创造结果阶段在创造过程阶段与新流（主流）创新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简介：新常态下,我国农村贫困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普遍性贫困向区域性贫困转变、贫困人口愈趋分散化、相对贫困凸显、返贫现象严重等,给政府扶贫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包容性创新作为一种全新的创新理念,强调以公平的方式为贫困群体提供价值以促进包容性增长,实现创新价值和创新成果共享,其创新理念与精准扶贫的核心理念一致,因此,实现包容性创新与精准扶贫的融合是新常态下中国扶贫治理方式改革的重要战略方向。

简介：以2014年的省际截面数据为基础,采用SPSS因子分析法对中国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农民职业化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农民文化和技术应用水平以及规模化经营程度是影响农民职业化水平的两个主要因素;农民职业化水平分界线明显,东北及沿海省份明显好于内陆其他省份;导致农民职业化水平差异性的原因是多样的。因此,各地区促进农民职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理应有一定的差异,并因地制宜进行政策制定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