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犯罪职业化、团队化、流窜化趋势明显，系列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比重增加，然而系列案件一直是刑事案件侦破中的难点。并案分析行为技术以犯罪形态理论、日常活动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等犯罪理论为基础，提出犯罪行为一致性和行为特殊性的假设，结合当代实证分析技术，形成系统、完整的案件合并分析程序，分析影响案件合并准确性的相关因素，作出合理的并案决策，为系列案件侦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简介：侵权法中的法益区分保护具有思想和技术两个层面，分别对应着是否要区分保护以及如何区分保护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就是否要区分保护而言，法益区分保护思想是一种制度共识，具有体系理性和价值理性，仍值得肯定。就如何区分保护而言，以制定法实证主义为方法基础的德国法规范技术会带来保护不足等问题；我国侵权法并未采取此种规范技术，妥当的解释方案应以动态系统作为方法基础，以“具有法律相关性的损害”概念作为规范前提，认为规范中隐含了法益的区分标准是法益的价值和社会典型公开性，容纳了多元化的考量因素，并承认实质性的论证规则，授权司法者进行更为动态和弹性化的综合权衡。

简介：科技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使警察更快速地侦破案件，也可以使犯罪分子更方便地实施犯罪。美国判例法发展出公民隐私权的动态平衡保障理论，强调技术中立原则，认为侦查技术的发展不应改变公民隐私权与警察保障公共安全之间的平衡关系。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用专章规范了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和审批程序，但对什么是技术侦查措施予以了回避。技术侦查措施的界定应从平衡公民基本权利和警察侦破案件能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入手。

简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非常复杂，从理论上说二者是能够一致的。法治及其保障制度需要改革．要在深化改革中完善，比如司法公正就需要全面的司法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法律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但是并不是每一种改革措施都会促进法治的完善。因此本文关注的重点就在于何种性质的改革能够通向一种中国语境的新型法治的建立。本文不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所有问题进行法律层面上的详细说明，而只是对其中一些核心的问题进行框架性论述。下文首先区分了法治的双重内涵及其相关的改革着力点，并重点就权力的法治管控进行论述，即哪些权力才应当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简介：科学与人文恰如长江与黄河两条长河，有几乎相同的起源环境，在各自独特的条件下壮大，最终形成波涛汹涌、并驾齐驱的巨流，汇人人类文明的大海。它们虽然各自流淌，却有云气相通、运河连结，并受到同一天空雨雪的滋润。恰如今天正在开辟南水北调新渠道一样，科学与人文两大文化巨流也可开辟更深入交流和互补的文化渠道。本文以下即从科学与人文内在结构的视角，探讨二者协调发展的新途径。

简介：二零一四年里四分之三的时间,我在蓉、荣之间往返。数十次的启程与到达,少有不那么湿淋淋的天气,却带了越来越亲近的情绪。二月的末尾当我初次踏上陌生的土地,一切都还和远处山上那尊著名的大佛一样模糊。我的小个子旅行箱不允许我带走太多,几件换洗的衣物、一只电吹风、一盒到哪里都离不开的红茶、一本怎么看都不会觉得无聊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还有一个装满了旧日歌曲的音乐播放器,差不多就是我全部的行李。军绿色棉大衣裹着我的胆怯和坚定,开始习惯这里缓慢流动的空气。

简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这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国际经济分工合作调整形势下，指导我国进行产业调整的行动纲领。具体到规划和产业发展领域，亦应遵循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简介：了解信托的本质，洞悉其与合同和公司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准确定位信托法的属性，是我国信托立法与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自信托制度设立以来，信托的性质一直是西方学界论争的焦点，代表性观点有物权论、契约论和商事组织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信托的多维性质。由于信托财产的双重所有制在我国并无生存的法律环境，物权论不能用于界定我国信托法的本质属性，而商事组织论和契约论则可以为我国信托法所吸收或借鉴。考虑到在我国信托实践中民事信托与商业信托呈现融合趋势，我国信托法应当赋予整个信托制度以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商事组织地位，并基于信托的基本性质将信托法设定为授权法。

简介：基于宪法审查制度在一国法治制度中的重要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宪法审查制度。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和法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宪法审查已然成为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但中国的宪法审查（宪法监督）制度尚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奥地利,以凯尔森的法学理论为基础而设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宪法法院较好地履行了宪法审查和保障宪法的职能。

简介：保护当事人合理期待是合同法隐含的基本原则，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法院开始将之作为解释保险合同时普遍适用的方法，据此否定合同中对承保范围的明确规定，重构合同权利义务。将这一作为兜底性条款的抽象法律原则事实上转化为优先适用的具体法律规则。这种做法既未能消减不公平条款，也有悖于保险营业的技术特性，因而不值采行。但另一方面，保险作为公共物品的属性和保险市场固有的结构性利益失衡表明，仍有必要实现合理期待从具体解释规则向如给付均衡一般的抽象矫正原则回归。这也可弥补基于给付均衡原则的司法审查不及于核心给付条款的局限。

简介：我同意“科学是现代社会的中轴和现代社会进步的强大驱动力，它深刻地影响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人生，塑造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的判断，不过要把“进步”二字改为“演化”，因为进步二字似乎表达的是科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只有正面的价值。这是不够的，事实上，科学演化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只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后果。科学演化至今，已经与技术、资本、权力结合得非常紧密，成为当代社会的座架，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民守法做了定性，即全民守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那么，如何在学理上解释全民守法的含义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点，也是我们学术界需要解决的一个基础性工作。

简介：在目前法学研究中法理学内外部界限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必要的界定是有价值的。界定不同学科的标准有内容要素标准和形式要素标准两类。法学是以内容要素标准来区分的学科,同时必须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个别-一般和规范-描述这两对形式要素标准。法理学是从一般性角度对法律的研究,以此区别于法教义学和法律史学,构成了法理学的外部界限,这种一般性的研究是无法被取消的。依据规范性和描述性,法理学内部又可再分为规范法理学与描述法理学。规范法理学与政治哲学、伦理学紧密关联,统摄于实践哲学。描述法理学再可分为经验法理学与分析法理学,前者试图通过经验调查得出有关法律的普遍认知,后者则更接近于有关法律的本质性论断。

简介：避税作为一个重要的税法问题，涉及税法多方面的基础理论。对避税的正确认识关系到对税法的正确认识，一国对避税问题的处理将反映一国税收法治的水平。为正确认识避税，以对避税进行统一的定义，一方面需要对避税与税的节省、税收筹划、合法节税、逃税、税收欺诈等相关概念的异同和关系进行法理上的辨析，另一方面还需要根据法律欺诈和权利滥用理论对避税性质作进一步的剖析。这对于区别避税和合法节税以及一国探寻构建反避税措施的理论非常必要。对我国而言，在认可纳税人拥有以最小化税收负担的方式来安排自身经营活动权利的同时，在制定和实施一般反避税规则时，需要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欺诈、权利滥用理论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商业目的理论、实质重于形式等理论之间进行审慎选择。

简介：在2001年成为WTO的成员后，我国已与相关经济体签订了14个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进行7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现行协定不仅在成员之间进一步开放了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市场，也涉及了WTO目前所不管辖的投资保护与促进等方面的内容。理论上讲，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可借助所得税措施为本国产品或服务提供保护，或为本国产业提供出口税收补贴，此类所得税措施具有与贸易保护政策类似的效应。各国所得税制导致的双重征税和税收差别待遇也会对贸易和投资的流动产生影响。对于上述两类问题，我国采用了目前通行的分别由贸易协定和双边税收协定来处理的机制。不过，现行机制也有不足之处。我国需要从完善现行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税收协定、构建区域性的税收合作机制、与多边体制相衔接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应对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相关所得税问题。

简介：具体行政行为＂撤变＂限制包括＂撤变一般禁止＂和＂禁止不利变更＂。＂撤变＂限制路径包括设定有权＂撤变＂期间、程序同一、利害关系人同意以及＂撤变＂范围、主体、方式等方面。为践行法的安定性、信赖利益保护、控权等先进理念,我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51条、修改后《行政诉讼法》第77条第2款、有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等应做针对性调整。

简介：在中日两国的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出洋考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两国政府分别两次派考察团出洋学习他国宪政,这不仅是法律移植的一种比较直观、有效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律变革的一种捷径。然而法律移植是否必然会实现法治强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中国清政府的两次出洋考察,是指清廷于1905年和1907年两次派出以高级官员为首的政治考察团和宪政考察团,赴欧美日等西方国家所进行的考察活动。对于日本明治时期的两次出洋考察,分别是指1871年12月的岩仓具视使节团和1882年3月的伊藤博文考察团出访他国学习法律的活动。

简介：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次信访高峰，虽然时代不同，主要原因也有变化，但却反映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和内在关联，那就是现代政治如何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信访高峰凸显了中国法治建设隐含的关键性矛盾：基本权利的实现与实现权利的制度空间狭小、当家作主的权利追求与保护权利的技术贫弱之间的紧张；产权与权利关系模糊又相互拖累之间的紧张；功能不畅与权利救济阻滞的紧张等。由此可见，信访法治化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涉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深层次问题与整体结构。从思路上看，改革应着眼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

简介：当下，有关法学方法的讨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在那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研究以及以移植西方制度为目的的研究双双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中国法学终于迎来了本土化建构的时代。而在法学方法上，法学界出现了“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两大流派。一时间，信奉不同方法的学者俨然加入了两个学术阵营，相互之间发生着对话和争论，其中还不乏一些较为尖锐的批评之声。

简介：法治评估主体是指组织、发起、实施以及参与法治评估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它是法治评估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一般划分为三类主体：一是组织与发起法治评估的主体：二是实施具体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三是参与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与法治评估相伴产生，但因其性质，不同类型的法治评估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对法治评估结果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存在组织与发起主体的内部性、实施主体的非独立性、参与主体的非周全性等不足，需要建立独立第三方作为评估的发起与组织主体、各种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或评估小组作为评估的实施主体，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引入独立民意机构参与评估等制度。完善我国的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推动法治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