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法治的整体性是法治发展和法治研究中都必须关注而又被有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尤其在具体法治的理论被提出以后,强调法治的整体性或整体法治,对于完善法治理论与全面进行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具有内在结构、对外联系和发展过程上的整体性质,强调法治整体性的重要目的在于实现法治的整体优化,全面推进和建立法治.

简介：区分制共犯体系的逻辑起点是限制正犯概念。这一错误的逻辑起点，导致区分制共犯体系产生了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无法实现、共犯从属性违反刑法的个人责任原则、共犯处罚根据论在根本上本末倒置等诸多问题。因此，从立法论上看，区分制共犯体系并不值得采用。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是单一正犯体系，应当摒弃区分制共犯理论。

简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法规范存在诸多根本性缺陷，目前已成为法治反腐的最大障碍。应删除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规定，然后将受贿罪罪状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于其职务，为自己或者第三人索要、约定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至于行贿罪罪状，可考虑修改为：“基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的职务，任何人给予或者许诺给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任何不正当好处。”还应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不以犯罪论处”，以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此外，由于受贿罪在罪质上明显不同于贪污罪，应对受贿罪设置独立的法定刑及适用条件。

简介：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在关于中国古代分家、遗嘱、赠与等财产习惯方面存在着不少误解，这导致他形成了中国家父享有家产所有权的观点。今天，当更多的文书资料特别是徽州文书得以整理面世后，对滋贺秀三著作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有可能提出质疑和讨论了。实际上，中国家长从属于作为整体性的“家”。因为在近代法制转型之前，家产尚未完全分离为个人财产，家长可以管理和增益家产，却不能随意处分。因此，以分家习惯为主线索，围绕滋贺秀三的著作，结合其它财产习惯，对近代中国法制转型之前的家产制进行一个尝试性的探讨颇有必要。

简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广东政治与经济高速发展使其在依法治省、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科技创新诸方面皆位于全国领先地位，这给予了广东地方社会和谐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经济在此阶段的高速发展极大地催化了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由此，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特有价值观。

简介：社会整体利益因事关人类社会整体生存和发展而成为所有法律部门共同维护的对象,但不同法律部门在法律体系中的具体功能有别,其各自对社会整体利益维护的路径也有异。基于市场失灵有损社会整体利益、国家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效途径等认知,国家制定经济法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为旨在克服市场失灵的国家干预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框架,并通过在经济法的法益结构中作出凸显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安排,最终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简介：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知偏差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内在根源，由认知引发的情绪是群体性事件的动机因素，群体的相互作用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行为推力，群体性事件中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各持不同的目的和心态，需因人施策。

简介：在目前利益多元、矛盾激烈、诉求途径有限的情况下，在矛盾双方或多方之间展开对话是寻求根本解决群体性事件办法的必经之路。而对话的本质是沟通、协商和理解。展开对话就是给予双方沟通的渠道，通过协商达到最小损害的结果。对话以合法、诚实、互信、守信为原则，以理性、合法、不超越底线为条件。不同的事件需要不同的对话主体，不同的对话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对话效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对话具有多种功能和类型，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巧妙地运用对话，以实现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效果。

简介：刑事和解是解决已然犯罪的一种方法,它具有两个层面,一是实体性,即一种解决已然犯罪的结果,以道歉、赔偿等方式实现部分或全部刑事责任;二是程序性,即刑事和解实现的过程,目前可通过三种司法方式——国家司法、协商性司法和恢复性司法实现。刑事和解解决了部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者说其内容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刑事和解是在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在追究犯罪的程序中地位上升,犯罪嫌疑人承担的刑事责任相对较轻。

简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凸显了法律人格边界模糊和结构性不平等加大等问题,须在主体性原则的理论层次上才能有效处理。主体性原则是现代法权体系构建的根本原则,具体体现为＂自由原则＂的核心原则,以及＂理性原则＂和＂人文原则＂两个基础原则。网络空间的发展,开显了更高层次的人类自由——＂积极自由＂的可能性路径,同时也面临＂消极自由＂受到侵害的现实威胁,二者构成自由理论的内在矛盾。网络空间的层次性,错开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直接对立;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要求确立网络隐私权在落实主体性原则方面的基础性地位;网络空间的系统性,要求强化对算法的审查和监管。

简介：在社会系统稳定因素及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指标体系,并通过建立指标权重模型,运用管理学定性、定量等研究方法,完善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

简介：环境受损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着紧密联系。本研究以新世纪以来浙江省的环境群体性事件为主要分析对象，概要描述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概况、主要特征以及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详细分析了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四大关键原因。在此基础上，就未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进行了深度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简介：近几年来，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和较大逆转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热点问题也随之增加，因而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特有的群体为满足某种要求为目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使用集体上访、请愿、非法游行示威、故意堵塞交通等扩大事态、加剧冲突、滥施暴力的手段，向政府施压，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的行为。它已成为新形势下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仅我们洪江区

简介：人们对待恐怖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与恐怖主义本身，是人类文明与发展面临的两个同等重要和危险的难题，克服现代性的局限有助于认识和应对恐怖主义。哲学上的普遍主义及与之对应的国际霸权和国内强权是恐怖主义产生的两个重要根源。同时，弄清恐怖和恐怖主义作为事实的界限，对于把握恐怖主义实质及制定恰当的对策也是必要的。

简介：法律意识形态既是法哲学、法理学的重要范畴，同时又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研究相对薄弱，作为法律意识形态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更是滞后。本文作为法律意识形态的主体性研究的初步理论尝试，将探讨法律意识形态的主体性的实质以及如何构建主体性问题，通过法律意识形态范畴主体性内向价值和外向性价值的建构，最终为法律意识形态可能产生的虚假性祛魅。

简介：人权是时代的观念。通过分析人权的概念要素可以看到，尽管人权争议源于对“人”的理解不同而体现为人权性质上的争议，但在根本上则在于，它们都属于一种主体性哲学框架下的人权论证理论，从而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对人权正当性的追问必然要求实现人权论证的范式转向，即从主体性转向关系性。从关系性视角来论证人权尽管源于青年黑格尔，但只是到当代才由哈贝马斯立足交往行动理论作出了系统的阐明。在实践上，人权论证的关系论转向对进一步深化与推动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简介：外国人群体性事件是指参与主体(或参与主体中比例较高)为外国人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将外国人群体性事件概括为维权型、政治背景型和突发事件型等三种类型。外国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既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国际影响和国际关系。每个国家对境内的外国人群体性事件所选择的处置模式,都源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对该类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因此,我们在处置外国人群体性事件时,应当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遵守国际法,并照顾国际关系和国际影响,应对外国人群体性事件进行分类管理,建立健全科学的处置程序,并提升基层执法人员相关的政治和业务素质。

简介：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研究中，贴近实战、定位于现场公安指挥员指挥程序的研究尚不多见。基于处置指挥程序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实践和理论中极其重大的应用价值，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处置指挥程序包括信息搜集研判与处置指令生成。

简介：社会权是社会法的本位，是社会成员对其所在社会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社会权的产生是基本权利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权的根据在人类本身，即人是一种“类存在物”。社会权具有社会性，本质上是人权的具体化。社会权的主体包括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社会权通过政府干预，社会成员的互助才能实现。

简介：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整体恶化趋势显著,导致由此引发的因环境抗争而引起的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频繁爆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主要由以下三个要素构成,即三方利益相关者在环境风险认知上的冲突、公民环境权遭受侵犯以及政府治理中的合法性危机。由此提出的治理路径应当包括如下三方面,即通过塑造新型合作的风险沟通关系,形成对环境风险的一致认识;设置形式多样的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民环境权利免遭侵害;建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