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德国是职权主义诉讼代表性国家,其刑事诉讼向来以追求实质真实为主要目标。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实质真实为目标的传统刑事诉讼正在逐渐被司法实务部门所＂发明＂的刑事协商所取代。为了拯救传统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同时为非正式协商正名,德国立法机关在2009年通过了《刑事程序中的协商规定》,德国式＂辩诉交易＂正式成为德国法典的一部分。德国刑事协商的发展历程及其立法规范,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简介：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难题是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二元分离问题.罗尔斯主张协商民主只适用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等政治问题;而菲什金则将民主协商排除在代议制之外,推崇公民微型协商小组.哈贝马斯针对上述“单轨”协商民主及其二元分离问题,提出了正式公共领域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双轨”理论,并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交往之流”促使二者的融合;博曼的二元民主强调执法与公民的协商以勾连立法、执法与公民之间的协商;科恩则主张通过政党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促成二者的合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意味着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只存在着一个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单一理性;而多元理性论者古特曼等则认为：单一理性论者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此主张“互惠原则”和“共融政治”.价值预设性协商民主强调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不免有强奸民意之嫌;价值待定性协商民主则力主：宪法只是一个对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具有持续性、对话性和再磋商性等.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核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政治体制,当为可取.

简介：共识理论与刑事裁判在问题的起点与终点、解决认识问题的观念、基本要求等方面都有契舍之处，表明将共识理论引入刑事裁判问题中是可行的。刑事裁判共识在主体、对象、程度与形成方法上都有其特殊性。传统价值理论的研究主要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视野局限；二是深度不够。刑事裁判共识理论与传统价值理论具有一致性，可以统一，但又有所超越，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价值理论的缺陷。然而，刑事裁判共识理论也与传统价值理论存在冲突，应当根据情况分别对待。

简介：协商性司法下,审前程序不再仅具有为审判程序作准备或程序分流的简单功能,更具有独立的实体处分和纠纷解决功能。由于协商程序中检方滥权现象的存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中出现了法官积极参与协商程序的现象,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在引进或创制协商程序时设立了种种制度措施由法官对协商程序进行司法控制。对协商程序实施司法控制和监督不失为一种保护平等协商的良策,我国在构建协商程序时也应当从保障公平协商的角度出发完善司法控制的相应制度。

简介：立法协商机制的发展促进了立法新常态的形成,其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强化政协职能。在中国的语境下,立法协商主要是指人民政协在立法事务的过程中发挥参政议政职能的活动,其优势在于既能够保证立法过程吸纳多方意见、谋取最大共识,也可以提高政治意见表达的合理性,并将意见共识有效地转化为法律的价值目标,确保民主立法与科学立法的有机统一。应当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立法（前）协商、有权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协商、人民政协组织的立法协商三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的立法协商机制,从而实现立法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

简介：目前,中国经济法学界取得了以下共识：经济法是市场经济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监管（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体系由市场监管（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构成、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之法、经济法是现代性之法、经济法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这些共识是经济法发展和完善的基础。

简介：英国的认罪协商制度的全面扩张始于20世纪90年代。追溯相关判例法及成文法的演进过程，英国刑事司法立法与实践不断强化认罪行为的制度性便利，认罪协商制度呈现出适用范围扩张、阶段提前、分流加强的发展态势。同时，这种扩张态势与案件事实、被指控人基本权利、被害人地位之间的关系亦日趋紧张，进而引发英国刑事诉讼法整体制度框架上的协调与整合。参考英国认罪协商之制度流变，并对比中国当前以认罪认罚从宽为典型的相关制度，形成基于被指控人认罪行为构建从宽处置规则的四项基本原则，即案件事实真相优先原则，被指控人基本权利最低限度保障原则，认罪行为与从宽处置之合比例原则，协商之负面外部性最小化原则。

简介：刑事诉讼庭审前协商程序是指，在刑事案件开庭审判前，由审判人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协商，以明确特定案件的争议焦点，从而保障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文章论述了增设刑事诉讼庭审前协商程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简介：构建中央与地方纠纷的协商解决模式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但是同时又面临着极大的理论和实践阻力。尤为要注意的是，学界将这种协商与政治协商作等同的倾向是存在误区的。同时，在法制化的语境中，在“协商之后的法制化”与“法制框架下的协商”之间也体现出了更多的外在制度区别与内在理念融合并存的特点。

简介：诉讼协商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美国，之后被其他国家相继借鉴，因其具有众多的优越性，一直到今天都保有旺盛的生命力。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大量的诉讼协商因素，但是并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规定，且存在许多不规范的地方，研究和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诉讼协商制度必将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被告人认罪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附条件不起诉、量刑建议、自首、坦白等制度的推出，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诉讼协商制度已呼之欲出。

简介：我国历史上的多个重要“改革决定”，作为国家一定时期的改革“总体规划”，对于经济法的理论共识和制度共识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依循“关系——体制——制度”的线索，不仅有助于发现历次重要“改革决定”对经济法共识形成的影响路径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还有助于揭示历次“改革决定”自身的逻辑主线和经济法制度形成的基本逻辑，从而有助于推进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简介：一作为国际法津关系中的一种特定行为，协商必须首先适用或贯彻现代国际法的各种基本原则。指导协商活动的特别法律原则主要有四项，它们是平等互利原则、自愿合作原则、互让互谅原则和协商一致原则。（一）平等互利原则国家平等，这本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之一。根据早期自然法学说，人生来平等，建立在个人Z集合基础上的国家自然也是平等的。国家如同单个的人一详具有天赋的平等权利和义务。19世纪末ZO世纪初的实在法学派学者也认为，疆域之大小、人口之多寡和力量之强弱等并不妨碍国家的国际人格资格，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国家在国际法面前平等”，就正”是从国家的国际人格推引出来的特性”。、‘”特别是在俄国卜同革命之后经

简介：区块链所代表的去中心化思想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其为去中心化提出的共识机制、竞争记账等策略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法。区块链与生俱来的属性与电子签名天然契合。区块链具有的回溯与共识机制为突破当前的电子签名局限提供了可能,使电子商务有了更为强大的法律后盾。随着区块链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可能彻底颠覆传统公证制度。现今所谓的区块链司法应用其实质,依然是电子签名及公证手段的增强,未充分体现"提供去中心化环境下信任"这一核心本质。我国司法机构天然具有国家赋予的"中心"属性,与区块链提倡的"去中心化"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未来司法领域应用中,区块链会以联盟链形式实现"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折衷。

简介：个体以及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意欲生存和发展下去，须得创造三种价值体系：生存价值、秩序价值和信念价值。生存价值是维持个体及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工具系统；秩序价值是用于分配资源和机会所需要的规范体系；信念价值是个体和执政者集团用于支撑自己的观念和行动所需要的理念体系。生存价值乃基本价值，秩序价值乃根本价值，信念价值乃核心价值。于是，任一时代的人们都面临着基本价值、根本价值和核心价值建设的任务。而价值观无非是关于这些价值的根本观念和信念，价值观建设的目的是最大化地创造并合理分配这些价值。在生存价值和秩序价值问题上，个体与执政者集团是很容易形成共识的，但在信念价值的意义上，执政者集团的信念和民众的意愿可能相合，也可能相左。倘若执政者集团仅仅考虑自身的支配意志而不顾及民众的根本意愿，那么，执政者集团就难以得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合理性危机必然导致合法化危机。表现在理论上便是三种价值体系及其通约关系问题。

简介：我最近做了一个“行政法的哲学基础”的讲座，我还是从这个话题入手来谈谈。

简介：莫岳云、张青红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撰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氏主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

简介：集体协商作为解决劳资冲突、达致产业和平的社会发明，在中国各级政府主导下迅速发展。但实质意义的协商并未普遍实现。究其原因，政府干预过度的纵向一体化协商模式难逃其咎。鉴于此，以协商自治为前提，在劳动基准法等多项制度性约束条件下，充分考量成本和效益，是政府干预应有的制度逻辑。政府立场在回归“中立权力”的基础上，应统合劳资利益，采取调和式干预策略。

简介：现代行政法治不只是简单的规则之治,而且还应是彰显公民主体性的善治。针对当前的实践诘难,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应积极回应现代行政法治的善治品性,通过法治化改革来促进行政主体与公民间的良性协商、互动,从而发挥其制度理性。为此,有必要以凸显公民主体性,弘扬行政主体与公民间协商理性为核心将我国行政信访制度建构为彰显并强化行政协商的制度平台,并以之为目标导向,推进我国行政信访组织制度与处理制度之法治化改革。

简介：<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大的新型的政党制度。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成功的创造,是一种新型的

简介：<正>前言对于香港社会保障的整体发展,人们可谓一直争论不休。自从国际劳工组织在1952年发表了《社会保障(基本标准)公约》后,英国于1954年予以承认,香港则于1958年决议采取保留态度和大部分不执行(尤其是社会保险部份)。但当1961年人口统计数字发表后,港府曾于1966年邀请伦敦大学教授担任社会福利顾问,结果其顾问报告建议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