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波兰联工党(共产党)于1990年一月解体后,便初步构想其经济、法律和政治的转轨,以建立一种可行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的政府。这一构想的目标,也称“经济转换工程”,旨在建立一种能尽快而顺利地与欧洲共同经济体接轨的现代化经济。这一转轨工程还谋求获得波兰工业宏观经济上的稳定和结构上的转换,以及制度上的全面改革。转轨工程的改革初步包括引进外汇自由兑换制,减少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和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这些改革进一步稳固了波兰的经济体系。后期共产党员执政以后坚持进一步改革,决心通过与欧共体建立正式的协作关系以实现其重新进入西欧国家行列的愿望。鉴于此,波

简介：调解系统性进入司法是现代调解运动的核心内容。各国法院在诉讼程序中通过组织和转介调解两种方式来鼓励调解运用。法院转介调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在中国,法院转介调解可以划分为立案前的委派调解和立案后委托调解两种形式。在性质上,前者属于诉讼外调解,后者属于诉讼调解。立案前的法院转介调解不宜称作委托调解。中国的法院转介调解机制运行不畅,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经过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通过三种附加程序而获得强制执行力;而经过委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撤诉或以调解书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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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内容提要：日本《消费者合同法））2006年修改时引入了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其类型仅限于停止侵害之诉。消费者团体如欲享有停止请求权和取得诉讼主体资格，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经过法定的认定程序。与通常民事诉讼相比，此类诉讼具有诸多特别之处，且为促使消费者团体适当行使停止请求权，法律上规定了一系列的制约机制。日本立法在规定这一制度时的严谨性和细致性值得我国参考和借鉴。

简介：不可否认，逃税行为在当前的中国具有一定普遍性，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金融财政政策研究中心安体富教授分析，从纳税人经济类型来看，我国国有企业偷逃税面是50％，乡镇企业是60％，外资企业是60％，个人是90％。[1]美国以低稽查率，高税收遵从度而世界闻名。究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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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随着1998年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构建一个合理的司法体系。如果说完整的司法体系是一座大厦，高素质的法官便构成大厦的基础，没有高素质的法官，这座大厦永远也无法建成。

简介：邵沙平教授的专著《国际刑法学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犯罪的法律控制》历经几年准备和写作，日前终于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距邵沙平教授1993年第一本国际刑法学专著《现代国际刑法教程》的面世已经十年有余。在这十余年中，国际法和国际刑法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全球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迅猛发展使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推动了国际刑法的重大变革。因此，这时修订和推出国际刑法学专著非常必要并具有现实意义。

简介：<正>被告人姜长康,原系江苏省海门县铜棒厂厂长,海门县不锈钢制品二厂厂长、海门县货隆金属材料经营部(以下简称经营部)经理。铜棒厂、不锈钢制品二厂及经营部为三块牌子一套班子,是实行集体承包厂长负责制的乡办企业。1988年4月25日,经营部支部书记李翠芬要求借用4万元给其丈夫经营木材,并出具了借据。经姜长康批准,李从经营部帐户上借出公款4万元。同年7月5日和7月25日,李分两次归还了4万元本金。因没有约定利息,故李未付息。同年5月23日,铜棒厂科长朱秀英因与他人合伙经营木

简介：<正>为了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新的领导体制,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贯彻执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发出补充通知。通知要求进一步理顺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明确企业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向厂长负责制转变。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是一厂之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这一通知的下达促进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的贯彻实施,

简介：对多次偷骑摩托车的自行车游乐后遗弃行为的定性──与阴康、徐广泉、张振高同志商榷李鸿斌《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刊载了阴康、徐广泉、张振高三同志的《多次偷骑摩托车自行车游乐后遗弃行为定性谈》一文（以下简称《谈》文）。文中认为，多次偷骑...

简介：“我就是想为平利办企业出点力”“我是个穷苦出身的乡里人，看到县上招商引资那么艰难，兄弟姐妹外出打工那么辛苦，我就想把在外边打工挣的钱带回来，为平利办企业出点力，让兄弟姐妹在本地打工挣钱。”龙云庭说起自己创业的经历。就给人一种真诚实在的感觉。

简介：万般因缘,清末变法修律以来,我国法律移植走上大陆法系法制的道路。这固然是因为师法日本多有各种便利,但其后效如何仍有商榷之余地,故有董康于20世纪20年代起力主效法英美,亦有居正于30年代起多般反思借鉴英美。此乃必然乎,偶然乎?民国司法改良者是否对最初的路径选择产生过质疑与动摇?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良司法路径选择有何异同?作为北洋与南京政府司法代表的董康与居正何以会主张“效法英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