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中华医学会伦理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医学伦理学第五次讨论会于去年10月14日至18日在西安召开,全国共有400位代表参加,收到论文170篇。中国伦理学会会长罗国杰、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王树奇参加了这次会议,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以日本医学哲学伦理学会会长杉田勇教授为首的代表团、加拿大安大略的林奇教授、美国阿拉巴马大学的郭罗夫·潘斯教授等国际友人。大会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医德原则、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医学道德、医疗卫生承包责任制与医学道德、卫生资源分配中的医学道德、各种特殊人群(老年、儿童、残疾人、干部)卫生保健中的道德、“安乐死”死亡标准、“尸体解剖”、“人工受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简介:<正>医学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美国学术界颇受重视,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一书对此有专章论述。本文拟根据该书提供的线索,扼要介绍美国学者关于医学道德的主要观点(本文引语,均出自该书),以窥美国医学伦理学之研究概貌,以供国内研究医学道德时批判借鉴之用。(一)研究范围和一般原则蒂洛认为,医学道德实质上与这一问题有关,即如何确立和保持病员、病危者与健康人、医务人员之间的人命攸关的道德关系;以医学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医学伦理学,不但要研究选择“治疗”手段的道德方式,而且要研究在交往关系中应如何“对待”病人。蒂洛具体列举了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所应包括的问题,对无可救药的垂死病人的治疗,停止治疗、听任病人死去(“听任死亡”),征得病人同意杀死病人(“仁慈赐死”),未得病人同意而杀死病人(“仁慈杀死”);对病人的行为控制,
简介: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导致其公正观有所差异,但中西公正观都与当代医学公正伦理的基本精神相一致,都是处理当代医学公正问题的理论基础。当然,中西公正观是分别蕴含在以各自特有的概念系统构筑成的整个伦理体系之中的,两者的基本特征是有差异的。中国文化的公正诉求是以美德为中心的个人正义,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架构。西方公正观则强调德性和制度,完美的德性赋予人以善和正直,因而人人都拥有公正之完美德性,分配行为和交往行为都互利互惠,如此必然形成公正的社会秩序,使公正得以真正实现。讨论中西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公正观在医疗资源分配上的表现,在当下应该聚焦于这样一个基本视角:医学公正是一个社会最基本、最低限度的道德,也是最重要的道德。医学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基础,是卫生保健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是医疗秩序的最低标准和必要条件。合理安排医学公正制度,有利于消弭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减少医疗纠纷,增进社会和谐。
简介:在儿童非治疗性医学试验中,充斥着知情同意不完全。尊重儿童作为潜在人类尊严的道德律令要求允许儿童参与试验的同意决定。与此同时,由于儿童自身不具备完全行事能力,基于“最佳利益”将代理权让渡其父母或监护人。而为了确保代理同意和试验的公正性与合理性,需伦理机构介入审核,以起到维护“公共健康”的作用。由此构造出“知情同意’’的条件及其判定的“儿童一代理人一伦理审查机构”的权力三角关系。
简介:非暴力不杀生、慈悲、众生平等、无情有性是佛教伦理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体现了佛教自然伦理的逻辑内涵和体系特点。"不杀生"居佛教戒律之首,属于消极的非暴力,其内在的"慈悲"精神属于积极的非暴力,其伦理学基础是"众生平等",体现了宗教伦理、社会伦理和自然伦理的统一。"无情有性"在众生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道德关怀空间。佛教伦理以服从自然律、以自然万物为关怀对象和顺乎自然的无中心,突显了自然伦理的本质特征。不杀生和慈悲基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众生之间的同情,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个体主义和仁慈主义相通;众生平等和无情有性以对生命共同体和自然界的道德关怀,与现代环境伦理学的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相通。佛教自然伦理以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仁慈与自然的统一、学理与实践的统一,为现代环境伦理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简介: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代表西方伦理学史流变的最新动态,它对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超越既有突破后者的道德关怀和道德文化精神的一面,也有修正其伦理学方法论的一面。极端的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以批评和否定现代性和现代西方伦理学为主要品格,它侧重于否定和摧毁现代西方伦理学体系。温和的后现代西方伦理学以修正现代性和现代西方伦理学为主要品格,它试图重新确立西方伦理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地位。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必须兼有“批判性”和“建设性”这两翼。
简介:儒家的为已之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儒家的为已之学传统其价值导向的精神实质,一是成人成圣的心性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旨在强调一种道德价值而非功利价值;二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的弘扬,是对人不受外在的功名利禄所役的独立精神和人的主体性的肯定;三是对为学的正确学风的倡导,对功利的、虚浮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其现代意义体现为:第一,对于当代社会生活提升价值理性、弘扬人文精神,克服工具理性与功利主义思潮过于膨胀的偏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二,对于引导民众注重修德成善、安身立命的内在价值,提高国民道德素质,提升民族精神气质有积极作用。第三,对于端正学风教风,克服学术与教育中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偏颇和不良社会风气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