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纳甲”是两汉易学象数学的基础,特别是虞翻说《易》,更以“纳甲”为重要依据,贯串于《周易》六十四卦。尽管历代易学家对“纳甲”毁誉不一,但“纳甲”在汉代易学中,又确实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因此要了解汉代易学,就不能不对两汉的“纳甲”说作必要的研究和探讨。为此笔者谈谈个人的浅见,就教于方家。“纳甲”说始于何时,众说不一,或论始于西汉京房,似不尽然。考之《周易》的卦爻辞:言“干支”的如《蛊》卦“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卦“先庚三日,后庚三日”。《革》卦“已日乃孚”;言“方位”的如《坤》卦“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蹇》卦“利西南,不利东北”;言“时候”的如《小畜》卦《归妹》卦的“月几望”,《复》卦的“先王以至日闭关”等等。这说明以“干支”记时和东西方位之说,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据史书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夏、商时期,我国先民已经注意到对天象的观测,并以太阳主阳属天,极以“天干”(甲、乙、丙、丁、
简介:<正>旬空何谓“旬空”?“旬空”是怎样出现的?因为古人以十天干在上,十二地支在下相排列以记年、月、日,而十与十二的最大公约数是六十,所以六旬是这样排列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己午未申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戌亥子丑寅卯辰己午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辰己午未申酉戌亥子丑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寅卯辰己午未申酉戌亥因“天干”数为十,“地支”数为十二,故“天干”自甲至癸排完十日,地支却有二日落空,如前面甲子一旬十日中即有戌亥落空,甲戌一旬十日中,即有申酉落空,甲申十日中即有午未落空等,因为每一旬中便有二日落空,故前人便将此落空之日,称之谓“旬空”,为便于查找何日逢“旬空”,前人作一歌诀如下: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援类而推的方法是中国先秦时代特有的并广泛使用的一种思维方法。对于这种推类方法,古代先贤只给出了一系列的语义说明,没有而且也不可能给出一个形式语言的语形说明。如借助现象对事物的状态和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规律进行描述的科学认识方法,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着给它构造一个推理模式,并通过分析它的思维进程、根据、推导原则及违反原则的错误,展现它的特点、能够成立的有效性及世代相传的普遍适用性,并进而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原则、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从逻辑与文化的角度增强我们对传统思维方法论意义、文化认同意义的感受,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在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中,促进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辩证扬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思维方式的沟通。
简介:睽卦卦义为睽而通,其卦辞与各爻爻辞亦皆围绕此义而展开。睽是睽乖之义,睽乖之所以能通,是因为本卦还有逊退之象义。卦辞之所以仅“小事吉”,是因为逊退只能用于非原则性冲突,或者仅作为一种策略运用。初九爻:“丧马”是睽,“勿逐自复”是通;“见恶人”是睽,“无咎”是通。九二爻:臣仆遇主人,本应退避,但“遇主于巷”,避无所避,是睽;因属情势所逼,自身无过,故“无咎”,是通。六三爻:受刑者艰难赶车,是睽;因赶车很卖力,喻能洗心革面,终能获吉,是通。九四爻:睽孤无助,是睽;遇元夫得助,是通。六五爻:同宗之间有乖违之事,是悔,是睽;乖违之事消解,故同宗之人一起登上宗祠吃肉庆祝,是通。上九爻:求婚或娶亲队伍似寇盗,是睽;“往遇雨则吉”,是通。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