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方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而使一个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大国走向复兴之路的总结,是当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结晶。其形成基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其比较优势是后发国家稳步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其理论架构和内在逻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治理制度和政党制度协调发展、相互支撑、整体推进的有机统一的制度体系。这一方案进一步完善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推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

简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发展历程。40年的实践变革与理论创新很多,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最为重要的也许是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并以此为价值导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的强大比较优势。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发展历程的思想境界、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世界视野和价值引领等方面的回顾与思考,可以探析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逻辑、价值取向和比较优势。

简介：恩格斯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卓著，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的深刻一致性上，而且突出地表现在各自的特殊性上。把他们的战争方法论进行比较，无论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还是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这门科学，都是很有意义的。

简介：针对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先后提到过两种有代表性的论断:人的本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本文认为,这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前者回答的是个人何以成为"人"而不致沦为"非人"的问题.它的核心思想是类本质的对象化和实现;后者回答的是个人何以在历史中成为其自身的问题,它的核心思想是社会关系是具体的和历史的,随着个人历史存在的变化而变化。此外,关系范畴具有十分重要的哲学史意义:其一,它促成个人概念在哲学上的提出;其二,它在主体-客体的模式之外提供了主体-主体的全新模式。

简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科学的方法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尽管两者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但它们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都具有各自的理论价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相结合,既要发现和揭示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能够提出解决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具体政策;要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经济理论的展开以逻辑关系为主线,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程,建立一个既符合理论逻辑又对照历史进程的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大厦;要在批判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借鉴其实证分析、数理分析和证伪分析等研究方法。

简介：<正>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政治生活的平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无可争议地升腾为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性话题之一。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也已渗透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领域之中,并形成一种主流话语。这些讨论与研究,如果概括一下就不难发现,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成功经验、失败教训、理论结晶、历史意义、内在机制、未来发展,以及马

简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要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联系与区别，必须认真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主要的研究方法。

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正>艺术前途问题,是每一个美学家都关心的问题,虽然到目前为止,各种美学体系对此的解答莫衷一是,但概而言之,不外是两种答案: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艺术解体论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艺术泛化论。

简介：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以鲜明的民族特色、完整的科学内容、严密的逻辑体系，以及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而自立于中国三千年文艺思想发展长河的潮头，自立于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新林。

简介：<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往大处说,它是中西两大思想文化传统经过激烈碰撞而相互融合的产物。因为从根源上讲,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哲学分属中西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传统。在哲学基本理念如本文所要讨论的实践概念上更是如此,任何深入的研究都必须放到中、西、马三大思潮相互作用的大背景中进行。这样我们对毛泽东实践概念的研究就成了一种比较研究。这种比较共有

简介：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联系高校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每学期至少给师生讲一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或作一次形势政策报告。”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我党的一项强本固基的伟大的战略性工程。领导干部到高校讲政治课或作形势报告，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纷纷前往高校上课。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二次前往杭州高校为学生们作报告，论形势、讲政策，谈理想，释疑解惑。

简介：这章将讨论毛的综合方法,但是为了适当地评价它,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中国哲学的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焦点集中在他的综合方法,即'灵活性'的灵魂上。并通过指出他在应用中的困难来得出我们的结论。

简介：随着人类不断面临各种新的生态危机，包括能源、环保、气候变化等危机，有关生态治理与制度的关系的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生态议题的治理模式一般有两种：一是自由民主模式，二是统合主义模式。本文通过比较了两种模式在生态治理中的优劣，并以中国的个案说明国家在生态治理中的绩效，在统合主义模式下，国家对生态治理基本实行“包揽制”和责任制。两种模式在生态治理中各有优劣，两种模式可以通过互相学习和借鉴来有效地面对生态危机的挑战。

简介：葛兰西与毛泽东的革命观有相同之处,但二者同中有异。一方面,二者均看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功能,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都属于总体的革命观。另一方面,二者的显著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条件的判断、两种领导权的顺序抉择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选择上。葛兰西和毛泽东的革命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是对东西方不同社会结构下革命问题的回应,分别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政治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思考。这种思考对我们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依然非常重要。

简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与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均曾提出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从表面上看，这一命题在两者哪里一字不差，在时间上哈贝马斯还要早十余年。但从本质上看，笔者认为二者绝不可同日而语，有着天壤之别。

简介：由于历史的主客观原因，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执政党”的历史地位与“革命党”的政治思维的角色错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现时的发展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现时的历史任务，并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目标，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建设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循序渐进地实现了政治思维从革命党的“对立”与“务虚”向执政党的“中和”与“务实”的重大转变。

简介：<正>"拜物教"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现象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起初是作为一种初级的宗教崇拜形式而纳入到宗教学的研究中,这一点从词根上就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借用这样一个宗教术语.其实是出于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需要,或者说是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人本批判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物教"的提出就有了相应的背景与独特的意义。与此相关的是.货币拜物教作为"拜物教"的一种形式,也就不能只从它的显现以及

简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独有、独到优势的论断,是2014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律的深刻理解。协商民主的优势,建立在其具有的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之上。本文通过对这四大基础的探析,深化对协商民主优势的认识,以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供更加新颖的现实视角和理论素材。

简介：王伟光在2017年9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认为，历史条件和实践斗争决定了不仅写作“两论”有客观必要，也有实际需要。“两论”的产生是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没有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没有“两论”。“两论”是中国实践的产物，为解决中国革命而写作，也是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而面世。“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