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斯塔尔从政治维度切入，以一种独特的视角透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与实践，提出为了树立真理拥有者在党员干部中的相对权威，改造干部的主观世界以抗击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实现全体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终极价值取向，毛泽东发起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路线以及管理与技术才能培训为核心内容的干部教育，并运用讲授法和榜样示范法以简洁明了的讲授方式亲自参与了这种特殊的教育实践活动。从干部教育的维度透视斯塔尔的毛泽东研究，能够窥见其研究的文本解读模式缺陷，也能够从中挖掘出有益于我们继续深入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资源。

简介：刘召峰在《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3期撰文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新贡献在于：在深刻领悟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历史性质的论述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补充了“生产力条件”；提出了区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新标准；突破了斯大林关于商品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限定，

简介：虽然现代社会体制肇始于西方,但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体制也在日益成熟,并且在价值取向和次级制度等方面开始显现出一些中国特色。现代社会体制建设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任务。未来需要在思维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实现社会体制建设重心的转向,最终构建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体制。

简介：首先从马克思企业和工资市场定位理论出发,构建社会总消费需求模型。然后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理论的基础上,构建消费对生产资料需求或投资需求的传递效应模型;并建立投资的倍加效应模型和投资的周期与增长统一模型,建立社会投资需求模型。最后,由社会消费需求模型和社会投资需求模型,建立社会总需求模型;由此可以说明国民收入决定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从马克思价值、价格和货币理论出发,构建价格总水平上涨(inflation)模型。所有这些模型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宏观经济模型,为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研究和决策的数理分析基础,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

简介：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乃至国际共运史上的大事，它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转眼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距今已经60个年头。然而，在这60年里，人们对它的是非功过的争论从未曾停止过。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出现并取得合法地位，许多学者出于全面、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需要，开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历史反思，社会主义改造再次成为研究争论的热点。

简介：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毛泽东认为,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就政治经济学作出了系列的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形成了包含立场观点方法在内的系统化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具有显著的鲜明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简介：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阶段，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提出的关键时期。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毛泽东思想提出过程中的理论阐述主要贡献是：首提“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标志着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识进入自觉升华的阶段；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推动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论述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深化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他的理论阐述及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开拓性探索，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简介：人原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物。当人作为一种纯粹自然存在时，他并不比其他动物种群拥有更多的优越性。只是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人才从自然界中分离与提升出来，成为文明人。文明是生成的，也是发展的，文明的生成与发展表现为对自然状态的疏远与游离的过程。在文明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规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明也是被规范出来的，没有规范就没有文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社会规范，但并不是任何性质与形式的规范都能无条件地促进文明的发展，因为社会规范也有一个合理与否的问题。社会规范的制定与确立既要符合社会发展与进步的要求，也要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简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本质和文化现象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心理学探索文化差异问题有借鉴意义。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列昂捷夫的活动理论,以及经济方式影响文化差异的实证研究中,都能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所在。目前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文化心理学进行的研究几乎为空白,未来在解释文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增强理论批判性时可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

简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之际，正值陕北苏区根据地遭受错误肃反之时。毛泽东获悉真情后，有方法、有步骤地破解了陕北危局。他的基本处理方针是：决不能再重演过去因错杀王佐、袁文才而丢掉井冈山根据地的悲痛教训，故必须立即停止肃反，挽救刘志丹等，从而挽救陕北根据地；决不能再出现于红四方面军分裂的惨痛教训，故必须认真处理同红四方面军属下的红25军关系，从而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保卫和扩展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处理和化解危局的雄才大略，更加深刻地论证了“陕北救了中央，也是中央救了陕北”的双赢局面的过程和结果，从而使我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了更加全面、更加真切、更加系统的认识。

简介：经济正义是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重要范畴,可以被具体化为分配正义与交换正义。理解经济正义的科学内涵必须根植于这一概念的语义变迁,立足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社会关系的相关性。通过观察经济正义概念的历史兴衰,能够确定决定其产生、形成、繁荣、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不断发生的经济变革。因为经济正义概念始终代表了传统政治社会的价值诉求对市场价值追求的批判,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与经济正义概念之间是无法共存的。而经济正义概念之所以在20世纪出现了'复兴'的迹象,是由于它的基础、对象与内容被资本主义逻辑侵蚀而泛化了。面向未来,经济正义概念的衰败似乎不可避免,它要么将不再是民主国家的优先性价值,要么将会被某个人类自我实现的新概念取代。

简介：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但他反对将孔夫子变成孔圣人、将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工具,反对各种形式的孔教活动。正因为毛泽东既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底蕴,又有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所以他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把＂马克思＂和＂孔夫子＂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简介：左玉河在《晋阳学刊》2015年第5期撰文认为，毛泽东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历史学家，但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中外历史，对历史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一套影响颇大的历史研究方法。除了人们熟知的阶级分析法之外，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在其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简介：政府与市场关系，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主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改革就是要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在理论不彻底、市场不完善与计划经济体制烙印严重存在的情况下，核心问题仍然是要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命题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扫除了体制上的障碍。但市场的消极方面需要宏观调控加以制约。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已初显双强特征，出现的是一种“强政府、强市场”的新颖格局。但严格说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都还是不够强，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和强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强”模式，还需要在不断探索中加以完善。

简介：在当代重谈乌托邦,已不再只是一个有关浪漫主义诗篇续写的问题,而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政治问题。乌托邦作为'不在场'的'在场',其魅力在于,它并非仅是一个遥远的他者,而是一种始终触及现实潜流的存在。在当代,乌托邦以反乌托邦的悖论性形态存在着。正是在对乌托邦的反观中,艺术自身所蕴藏的政治潜能将使审美乌托邦作为当代乌托邦新的构型重新迈入其光明圣地。然而,审美乌托邦的实践并非全然是诗意的,相反,在现实与所期许的之间始终存在着诸种相互缠绕与争夺的场域。于此,审美的革命在激情的释放之后将选择更为审慎的前行方式。

简介：在20世纪80年代，王青山、赵天成与孙运福曾就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同义的问题展开争论。近年来，张奎良在多篇论文中提出，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学科性质、理论前提、基本问题、研究对象和适用域、研究目的和路径方面都存在区别。他没有看到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是同义词，是两个只具有表面上的区别而实质上同一的概念，因而不恰当地夸大了两者的区别。

简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治理水患和兴修、开发水利建设。毛泽东提出并督导治理淮河、黄河，引导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发动群众大兴水利。毛泽东对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推动，惠泽千秋，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

简介：尹韵公在《党的文献》2015年第5期撰文认为，1939年9月下旬，斯诺再次采访毛泽东和红色边区政府。相对于斯诺对陕北第一次采访的轰动，这一次的造访少见提及。斯诺是1939年9月23日到达延安开始采访的，他离开延安的时间，应不超过9月30日。

简介：我们从不否认启蒙运动的伟大功绩，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启蒙之后的世界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已经显示出了启蒙运动中所蕴含价值观念的局限。其内在根源在于：其一，启蒙精神自身蕴含着欧洲文明危机的种子，在今天已经展现出来。其二，“时空压缩”与“网络社会”的出现，造就了超越地域与国家限制的金球化经济。因此，以现代的观念与原则去面对全球化问题，常常表现为一种文化滞后。实际上，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中，“新文明”已经开始萌芽。对此，马克思指出，这将是在经济社会形态终结之后，有别于技术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进一步说明，新文明应以“互存共生为原则，构建以人、自然、技术、文化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另一种全球化。

简介：葛兰西与毛泽东的革命观有相同之处,但二者同中有异。一方面,二者均看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功能,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都属于总体的革命观。另一方面,二者的显著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条件的判断、两种领导权的顺序抉择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选择上。葛兰西和毛泽东的革命观都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组成部分,是对东西方不同社会结构下革命问题的回应,分别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政治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思考。这种思考对我们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依然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