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埃里克·奥林·怀特论不平等王列编译对平等的诉求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点，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状况的反应。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着经济上的不平等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的不平等主要并非他们个人的特性（智力的、教育的或者动机上...

简介：在“意识形态终结”大辩论的理论背景下，奥菲对劳动组织的结构功能予以考察，揭示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与功能困境，他一方面否定了现代西方社会自我声称的“绩效社会”是根据个体对社会生产率的贡献确定个体在劳动组织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一断言；男一方面又指出绩效社会作为意识形态履行了使社会阶层分化合法化以及压抑社会选择这两大功能。奥菲认为由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绩效社会的合法化将日益衰减，绩效社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虚假意识”。奥菲对绩效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既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基本观点的影响，又反映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范式，甚至也包含某些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因素。奥菲对绩效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具有多元的理论视阂，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其独特的理论贡献。

简介：黑格尔把音乐理解为主体性的艺术,其标志是外在性向内在性的过渡,而主体性在这里意味着广义的意识或者内心生活。意蕴(内容)直接由声音表达出来,而人的声音最直接地昭示灵魂,它借助文辞而不依赖文辞。罗西尼的歌剧音乐启发了黑格尔对音乐艺术的思考,罗西尼重视音乐的独立性,重视歌唱家的创造性,歌声作为内在性的直接表达呈现了音乐的高峰,而这是当时的德国音乐无法企及的。

简介：《消患报》登出刚解密的关于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14日召开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文献。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斯大林逝世三年后召开的。代表大会前11天都按规定日程进行：工作报告、对下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示、“新的巨大发展”计划。骤然发生变化的是在第12天，2月25日的秘密会议是代表中谁都未曾预料到的，因为这次会议没有列入大会日程：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的讲话似乎已超出大会范围。这在后来给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提供了口实说《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著名报告是不合法的。2月份以前，任何人对报告都一无所知。尽管苏共中央书记彼·波斯佩洛夫领导的平反委员会已着手工作。中央全会关于报告的决议是秘密通过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对报告内容只知道个大概。而报告日期甚至在大会开幕当天也没有确定下来。赫鲁晓夫本人有几天根本没有在大会上露面。由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热情地提供给《消息报》的大部分文献都刚刚解密，属首次发表。遗憾的是。由于栏目所限只能摘引部分短小的片段。在何处可以看到赫鲁晓夫的报告第一书记发言结束后礼堂里没有响起必然的雷鸣般的掌声，而是笼罩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没有展开讨论。大会关于报告的决议只有一句话：“听取……肯定……采取措施确保完全消除。”一致通过的还有“目前暂不发表”的提议。这个“目前”一拖就是33年。在这33年中报告文本从未在苏联见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载于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杂志“党的档案”栏目中。今天想要看这个报告的人即使能看到，也要费点力气。他们中谁都不敢违抗暴君之命在3月5日作出向党员通报报告内容的决议。但世界在此之前显然已探听到这一耸�

简介：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对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既有呼应又有超越,他的文化研究更加注重工人阶级的经验性、文化的治理性以及实效性,其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超越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传统,体现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性。托尼·本尼特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文学的历史性、文化研究的政府性与治理性等具有不俗的理论见识,对威廉斯、伊格尔顿、阿尔都塞等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批判与超越的尝试也非常明显,他的文化理论与实践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观念的同时,对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

简介：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以超越经济领域的视角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抉择问题进行价值分析和判断，从而形成了其颇具特色的抉择理论。本文认为，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奥肯所提出的解决平等与效率问题的策略、建议对我们如何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维护人民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简介：法比奥·维吉教授与海克·费德纳教授是齐泽克研究与批判理论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已出版相当数量有影响的论著。目前两人共同担任英国卡迪夫大学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9月下旬第五届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召开期间,笔者在杭州约两位学者进行了访谈。话题由齐泽克理论出发,延伸至资本主义批判、拉康理论和马克思学说,两人与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最新理论思考和重要学术成果。

简介：本文以希尔写的约翰·康福德的诗为例分析了《公民权力摘要或备忘录》一诗中的施行语言、政治与诗歌的暗示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现代诗歌不能达到言语和行动的统一,但通过诗歌施行语言的暗示,诗歌却可以对公民权力和政治事务产生行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