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政治规划中，重构“领导权”概念可以说是他们的核心策略。在他们看来，“领导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内部产生的、具有消解其本质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逻辑之潜质的重要范畴，对它加以批判性重构，可以使之成为“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斗争形式的有用工具”。为了清除经典马克思主义“领导权”概念中的经济决定论的本质主义残迹，他们引入拉康精神分析学的缝合理论来对领导权的连接逻辑进行重新阐述，试图建构一种符合激进民主的社会组织原则，此原则既要杜绝任何导致本质主义一极权主义的可能性，又要避免陷入放任无序的无政府状态。保持领导权连接的偶然性和开放性，是民主革命得以深化的惟一有效途径。

简介：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的统治”的准确含义是指人依据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对自然界所进行的合理改造和利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独特贡献在于从消除社会原因的特定角度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劳动所下的经典定义说明马克思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这一定义中的“物质变换”思想超越了人类统治自然界这一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阈。当今时代，生态的正当权利和利益与环境问题同样值得强调和重视。

简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在不同场合就新形势下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论断、新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论。

简介：文化领导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葛兰西的重要思想和革命战略,是对经济决定论、传统政治学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超越。红色经典改编是当前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牵动着官方、市场、民间、大众和知识分子的神经。红色经典改编引发的论争,不仅是一个文学研究、影视理论研究和传播学研究中面临的公共话题,也是一个与当前文化领导权建构密切相关的问题。它涉及如何面对过去的革命和历史文本,如何进行选择和重释并加以吸纳和利用,在新形势下,红色经典是继续巩固加强文化领导权需要依靠的"传统"和"有意义的过去"。

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思想。首先，构建2l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能否把握住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关乎国家的安定团结、党的执政合法地位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其次，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科学价值。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思想体系，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无产阶级带领人民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后，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是不断创新，要树立意识形态工作新理念，培育“有机知识分子”，强化互联网思维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前沿阵地。习近平对构建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深刻论述形成了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成为新时代指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法论和基本原则。

简介：自20世纪初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在与反对派的争论中逐步深入地阐明了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含义、实质，在指导俄国革命、苏联的建立以及多民族国家制度建设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促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使民族自决权成为重要的国际法原则之一。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苏联等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行分裂国家之实，这也给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蒙上了一层阴影。深入分析研究这一理论对指导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打击国际上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简介：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当代中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把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引起学术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热潮。本文主要通过对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从研究概况、热点问题、现存不足与研究展望四个层面作一评析,以期进一步推进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工作。

简介：公民权利观念的进一步凸现，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特点。探讨权利与利益、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对于确立正确的权利观十分重要。“利益”是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权利”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的产物，是基于人的独立性和维护人的尊严的主体对利益诉求的资格确认，是人的尊严的“护身符”。“权力”或“公共权力”则是一种支配性的强制性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权力不仅不能侵犯而且要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为此，公共权力应有所限制和受到监督，公共权力即使是出于公共利益也不能任意侵犯个人的权利。

简介：“文化自信不仅来源于党带领人民进行的近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而且来源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更多来源于党带领人民进行的近4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相比较而言，文化自信显得更深厚。”要实现文化自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则必不可少，一个政党合法性地位的确立，亦与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当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相关。本文旨在探讨在文化自信框架下如何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

简介：葛兰西没有机会阅读到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道路的理论,但他却从文化领导权的维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我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和葛兰西之间存在着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我革命的哲学对话,这场对话中蕴藏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我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理应予以深度发掘并进行充分思考。

简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把最高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削弱了苏维埃和政府机关）。有关政治、经济和干部方面的大多数最重要决策都出自该委员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具有明显的“寡头统治”性质。与此同时它也留有一些党内民主成分：中央委员会集体作决定。强调个人有发表意见的权力。此外。党的代表大会也是一种民主制度。

简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具有成为国际话语和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规定性。但是，自苏联解体后，在“两制共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权存在着被削弱的情况，提升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权是一个严肃而急迫的任务。“两制共存”背景下存在着提升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权的价值诉求，无论是解决资本主义全球性问题，还是回应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挑战，都需要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简介：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发展的理路与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与实施的历史逻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争夺的主体是市民,中国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象却走出了一条从平民到以农民为主的工农兵的嬗变之路。于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模式最终形成;为了适应工农兵的理解力和审美趣味,又形成了文艺的民族化诉求及理论。"文艺大众化"与"文艺民族化"又建构了"文艺政治化"所内含的文艺与政治的结构模式。

简介：“个人权利”缺位是古代“义利之辨”和“义利观”的根本局限。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之辨”，确立社会主义义利观，就必须引入“权利”观念，由此建构起社会主义义利观的两个相互统一的基本模式：“合权利之利，义也”；“合权利与义务统一之利，义也。”当然“义”还具有“公道”和“德性”的要求。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正是形成健全人格、提升德性的基础。

简介：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虽然实行有偿取得制度，但并没有实现国家所有者的收益权。表现在国家仅收取了矿产资源相关税费，而对矿产资源本身以零对价方式出让，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政府公共事业支出资金短缺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只注重国家的矿产资源管理者身份，忽视了矿产资源所有者身份；只注重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忽视了民事收益职能；只注重矿产资源收入二次分配，忽视了矿产资源收入一次分配。因此，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收益权，必须促成矿产资源由资源管理向资产管理的转变，改革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在矿产资源出让一级市场实现国家收益权，建立矿产资源流转二级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简介：本文从宪政视角，结合历史和现实，对农民权利的缺失进行分析，指出农民权利缺失的真正原因在于我国宪政建设的不足，在于我国行政法等相关法律对农民权利确认和保护的不足，在于我国农民缺少真正有效的自治组织和利益表达机制。因此，要使我国农民权利缺失问题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必须完善我国的宪政建设，使农民真正在权利分配中处于公平和平等的地位，使农民权利的实现有完整的制度保证。

简介：在毛泽东的妇女经济权利观中，首先论述了妇女经济自由和经济独立的重要性，然后在家庭私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了妇女家庭财产权、土地权和劳动权等权利内容，赋予妇女这些权利对于实现妇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毛泽东关于妇女经济权利的论述对于当今研究妇女问题，如建立两性社会伙伴关系、妇女问题分层研究、生育的社会化、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主体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价值。

简介：本文译自英国左翼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佩里·安德森2007年出版的著作《流派》(Spectrum)一书中的《哲学》部分中的第四章《武器与权利:可调整中心》(ArmsandRights:theAdjustableCentre)。在论文中,佩里·安德森从比较视域深入分析和讨论了当代西方三位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尤根·哈贝马斯、诺贝托·博维奥关于国际政治和国际正义的思想。

简介：析文化强权与文化冲突郭洁敏文化强权，亦称文化霸权、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一般是指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观的强加行为。这一概念是由葛兰西在３０年代首先提出的，揭露了传统文化概念的“超政治面纱”。他认为文化霸权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统治形式，统...

简介：一、研究的缘起及意义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性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学说，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下，人民内部矛盾大多属政治思想性而非经济性，对于规模的群众集体行动，笼统的称为“群众闹事”，处理方式一般压制多于疏导，依据的是人民的信赖和执政党的“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