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近端胃癌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对于位于胃中上部、大弯侧、直径6 cm以上的T3～4分期胃癌，我国胃癌诊治规范(2018年版)建议行D2＋脾门淋巴结清扫。脾门淋巴结位置深在，与脾门众多血管关系紧密，清扫难度较大，可能损伤脾门血管。与传统腹腔镜相比，3D腹腔镜可为外科医生提供更好的三维立体视野和纵深感。清扫脾门淋巴结时，3D腹腔镜在判断脾门淋巴结解剖层次和辨认血管走行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有利于外科医生更安全和彻底地清扫脾门淋巴结。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No.11p后方淋巴结转移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及其预后意义。方法采用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癌数据库中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行No.11p后方淋巴结清扫的胃癌病例。纳入标准：（1）经组织病理学证实为胃腺癌；（2）胃癌根治术并行No.11p后方淋巴结清扫；（3）患者手术均接受同一外科治疗团队完成；（4）术前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未合并其他肿瘤。排除残胃癌、既往行胃部手术和接受过术前化疗以及临床病理资料缺失的患者。在本组患者的手术中，要求助手向外翻转胰腺上缘，显露胰腺上缘与脾血管区域，脉络化脾动脉近段，清扫该脾动脉前壁与上壁的淋巴脂肪组织，完成No.11p淋巴结清扫。对于脾动脉后方与脾静脉间区域合并有增大淋巴结者，术中予以游离合并清扫，并予以钛夹标记，标本离体后标记为No.11p后方淋巴结，单独送病理检查。使用R软件，分析No.11p后方淋巴结转移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结局。结果共纳入127例行No.11p后方淋巴结清扫病例，其中120例No.11p后方淋巴结未转移（No.11p后方淋巴结阴性组），7例合并No.11p后方淋巴结转移（No.11p后方淋巴结阳性组），共检出8枚No.11p后方转移淋巴结，其转移率与转移度分别为5.5%（7/127）与6.8%（8/117）；在T3~4期肿瘤中，No.11p后方淋巴结转移率和转移度分别为9.0%（7/78）与10.7%（8/75）。与No.11p后方淋巴结阴性组相比，No.11p后方淋巴结阳性组有更大的肿瘤最大径（P=0.002），BorrmannⅢ及Ⅳ型肿瘤比例更高（P=0.005），转移淋巴结更多（P<0.001），肿瘤分期更晚（T分期：P=0.043；N分期：P=0.004；TNM分期：P=0.015）。在生存分析中，矫正肿瘤TNM分期后，No.11p后方淋巴结阳性组患者预后显著差于阴性组（HR=3.009，95%CI：1.824~4.964，P<0.001）。结论胃癌No.11p后方淋巴结转移患者预后更差。对于T3~4期进展期胃癌病例，在胃癌手术过程中应重视No.11p后方淋巴结的清扫。

简介：摘要选取联勤保障部队第909医院收治的83例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下段结石行ERCP取石术后发生轻症胰腺炎、后再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LC)的患者，按照ERCP术后行LC手术间隔时间不同分为≤72 h组(39例)和>72 h组(43例)。≤72 h组患者的基线资料、LC手术难度、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术后住院时间与>72 h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总住院时间显著缩短，住院费用显著减少(P值均<0.05)，提示ERCP术后发生轻症胰腺炎患者在72 h内行LC是安全可行的。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比较远端胃癌根治术Billroth-Ⅰ式（B-Ⅰ）与Billroth-Ⅱ式（B-Ⅱ）消化道重建患者术后的中长期生活质量。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中心胃癌外科病例登记数据库中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行远端胃癌根治术的859例患者临床病理和随访资料。纳入标准：（1）术前经胃镜和活检明确胃癌诊断；（2）按照日本胃癌学会胃癌治疗指南择期实施根治性远端胃大部切除；（3）术后病理分期为Ⅰ~Ⅲ期的患者，TNM分期参照美国癌症联合会第8版标准；（4）术中联合脏器切除术只涉及胆囊或阑尾；（5）消化道重建方式为B-Ⅰ或B-Ⅱ；（6）临床病理资料完整；（7）截止随访区间2021年12月15日至2022年1月15日内存活。排除标准：（1）随访依从性不佳；（2）问卷评价信息不全；（3）带瘤存活者；（4）合并其他系统恶性肿瘤；（5）合并精神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严重影响问卷调查客观性或患者认知受干扰的情况。由固定的研究者于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开展电话随访，以欧洲肿瘤治疗与研究组织研发的标准化问卷（EORTC）QLQ-C30评分（症状领域、功能领域和总体健康状况）和EORTC QLQ-STO22评分（包括吞咽困难、疼痛、反流、进食受限、焦虑5个症状；口干、味觉、躯体形象、脱发4个单项项目）进行术后生活质量评价。全组859例患者，女性271例，男性588例；中位年龄57.0（49.5，66.0）岁。按术后随访年限，将纳入病例分为术后随访1年组（202例）、术后随访2年组（236例）、术后随访3年组（148例）、术后随访4年组（129例）和术后随访5年组（144例）；每组再根据患者消化道重建方式为B-Ⅰ重建组和B-Ⅱ重建组，除术后随访4年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的肿瘤T分期、术后随访5年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的患者年龄、肿瘤T分期和肿瘤TNM分期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外，其余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的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在人口学、体质指数（BMI）、肿瘤TNM分期和肿瘤病理分级以及术后远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提示术后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主要观察指标：比较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EORTC QLQ-C30和EORTC QLQ- STO22量表）及与营养相关的实验室检查指标（血清血红蛋白、白蛋白、总蛋白、甘油三酯）。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连续型变量，采用M（Q1，Q3）表述，使用Wilcoxon铁和检验（paired=False）比较，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结果EORTC QLQ-C30量表显示，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各项评分比较，除术后随访3年组的角色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748.0，P<0.001）外，其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EORTC STO22量表显示，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在术后随访2年组中的疼痛和进食评分以及在术后随访3年组中的进食、躯体和脱发症状评分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外，其余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的B-Ⅰ重建组与B-Ⅱ重建组其他各项症状领域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随访1年组中B-Ⅱ重建组的甘油三酯水平较B-Ⅰ重建组更高（W=2 060.5，P=0.038）；且B-Ⅱ重建组高脂血症（高甘油三脂>1.85 mmol/L）患者占比（19/168, 11.3%）高于B-Ⅰ重建组（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0.047，P=0.030）。术后随访5年组中的B-Ⅱ重建组白蛋白水平较B-Ⅰ重建组更低（W=482.5，P=0.036）；且B-Ⅱ重建组低蛋白血症（低蛋白血症<40 g/L）患者占比（19/125，15.2%）高于B-Ⅰ重建组（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41，P=0.164）。其他与营养相关的临床实验室检查指标在术后随访各年份组中B-Ⅰ重建与B-Ⅱ重建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B-Ⅰ式和B-Ⅱ式两种消化道重建方法对患者术后中长期生活质量的影响相当。远端胃癌根治术在选择消化道重建方式时可根据个体情况、术者操作习惯和便捷性综合决定。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规范化外科手术以及多学科诊疗模式的开展对胃癌外科患者治疗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单中心队列研究方法，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癌专病数据库收集2000—2016年行胃癌外科手术治疗的4 516例原发性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及预后资料，依据治疗时间段分为第1时期段组（2000—2006年，胃癌规范化外科治疗探索阶段，967例）；第2时期段组（2007—2012年，胃癌规范化外科治疗应用阶段，1 962例）；第3时期段组（2013—2016年，胃癌规范化外科治疗策略优化与多学科治疗体系应用阶段，1 587例）。比较分析3组患者之间临床、病理及预后的差异。随访预后信息更新截止至2020年1月1日。全组病例最终随访率88.9%（4 016/4 516），中位随访时间51.58个月。生存曲线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绘制，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曲线间的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及多因素生存分析。结果第1、第2和第3时期段组D2/D2+淋巴结清扫比例分别为14.4%（139/967）、47.2%（927/1 962）和75.4%（1 197/1 587），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07.210，P<0.001）；近端胃切除比例分别为19.8%（191/967）、16.6%（325/1 962）和8.2%（130/1 587），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χ2=100.020，P<0.001）；中位术中出血量分别为300 ml、100 ml和100 ml，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H=1 126.500，P<0.001）。同时还发现，中位淋巴结清扫数目第1、第2和第3时期段组分别为14枚、26枚及30枚，3组呈显著增加趋势（H=987.100，P<0.001）。生存分析显示，第1、第2和第3时期段组患者预期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5.3%、55.2%和62.8%，且第3时期段组与第1时期段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多因素生存分析结果显示，治疗时期段（第3时期段组比第1时期段组，HR=0.820，95%CI：0.708~0.950，P=0.008）、接受术后辅助治疗（HR=0.696，95%CI：0.631~0.768，P<0.001）以及非上部肿瘤（HR=0.884，95%CI：0.804~0.973，P=0.011）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积极因素，而患者发病年龄≥65岁（HR=1.189，95%CI：1.084~1.303，P<0.001）、姑息性手术切除（HR=1.538，95%CI：1.333~1.776，P<0.001）、肿瘤长径≥5 cm（HR=1.377，95%CI：1.239~1.529，P<0.001）、肿瘤大体分型为Ⅲ~Ⅳ型（HR=1.165，95%CI：1.063~1.277，P<0.001）及肿瘤TNM分期Ⅱ~Ⅳ期（Ⅱ/Ⅰ：HR=1.801,95%CI:1.500~2.162,P<0.001;Ⅲ/Ⅰ：HR=3.588,95%CI:3.028~4.251, P<0.001;Ⅳ/Ⅰ：HR=6.114,95%CI:4.973~7.516,P<0.001）为预后独立危险因素。结论通过规范化外科手术治疗技术的实施以及多学科诊疗模式的开展，提高了胃癌外科诊疗质量，改善了胃癌患者的治疗预后。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肺动脉吊带患儿的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的早中期效果。方法收集2009年1月至2017年12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胸外科收治的52例肺动脉吊带患儿的相关资料。其中，男26例，女26例；年龄为(17.7±25.6)个月，年龄范围为3个月至11岁；体重为(9.6±5.1)kg，体重范围为3~32 kg。52例患儿均有不同程度的气管狭窄，26例同时合并其他先天性心脏病。41例患儿Ⅰ期行非体外循环下左肺动脉重建术，9例患儿Ⅰ期行体外循环下左肺动脉重建术，2例患儿Ⅰ期行体外循环下左肺动脉重建术+滑动气管成形术。对所有患儿按照两种方式分组研究，①将术中行气管干预的5例患儿作为气管干预组(干预组)，将未行气管干预的47例患儿作为气管为干预组(未干预组)；②将术中建立体外循环的13例患儿作为体外循环组(循环组)，将未建立体外循环的39例患儿作为非体外循环组(无循环组)。评估比较干预组与未干预组患儿气管狭窄指数；比较循环组和无循环组患儿术后机械通气时间、监护室时间及住院时间。结果所有患儿中，41例患儿Ⅰ期行非体外循环下左肺动脉重建术；1例手术失败，术后12 d Ⅱ期行左肺动脉重建+滑动气管成形术，术后撤机困难，家长放弃后死亡；1例术后因多次呼吸机撤机失败，行气管内支架植入术，术后恢复良好；1例患儿术后随访11个月，因气管狭窄加重，反复肺炎发作住院再次入院行滑动气管成形术，术后恢复好。9例患儿Ⅰ期行体外循环下左肺动脉重建术，术后死亡2例。2例患儿Ⅰ期行体外循环下左肺动脉重建术+滑动气管成形术，手术均顺利完成。18例同期矫治合并的其他先天性心脏病；1例同期纠治膈膨升。死亡3例，存活患儿出院后随访时间范围为2~10年，呼吸道症状均减轻或消失。气管狭窄指数在干预组和未干预组患儿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机械通气时间、监护室时间、住院时间在循环组和无循环组患儿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肺动脉吊带合并轻中度气管狭窄首选非体外循环下左肺动脉重建术，合并重度气管狭窄或者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可在体外循环下Ⅰ期行左肺动脉重建术+气管成形术或先天性心脏病矫治术。

简介：摘要内镜下异物取出术是目前治疗食管异物的主要方法，而对于复杂异物及并发症者，仍需外科手术。本文报道1例穿透黏膜下食管异物的患者，经胃镜检查食管管腔未见异物，食管CT可见高密度异物影，遂通过和谐夹结合CT三维成像，明确异物具体空间位置，借鉴黏膜下肿物挖除术原理，应用内镜下黏膜及肌切开术，探查被包埋异物，并成功取出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