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研究综述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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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研究综述

马新兰

 内蒙古师范大学盛乐校区  011517

摘要:学界对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研究经久不衰,在20世纪60—90年代这方面的进展尤大。史学家围绕下述问题:改革的前提条件、改革的实施、改革的影响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国外研究现状

1.俄苏学者研究现状

  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农民改革,即废除农奴制度改革,是19世纪中期俄罗斯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国外学者尤以俄苏学者对本选题研究取得的成果最丰硕。俄苏学者围绕1861年改革的前提条件、改革的实施、改革的影响等做了大量研究。

  改革的前提条件。札依翁契可夫斯基在《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中谈及,封建农奴制度危机是迫使统治阶级进行改革的原因。利特瓦克在《俄罗斯1861年的变革:为什么未实现改革非此即彼的抉择》一书中指出,把克里米亚战争看作是仅次于经济危机居于第二位引起改革的因素。涅奇金娜院士持革命形势说。她主编的《1859-1861年俄罗斯革命形势》(1960年出版并多次再版)中,夸大农民运动对1861年改革的影响,将其视为决定因素。扎哈洛娃更强调在克里米亚战争对改革的作用。

  改革的实施。札依翁契可夫斯基的《1861年改革的实施》研究农民解放的条件,他研究改革的实施主要运用7244份法定文书和3655份赎买证书,按作者有点夸大的统计数字占欧俄法定文书总量的9-10%。1972年出版的利特瓦克《1861-1895年的俄罗斯黑土农村》一书专门研究改革实施,其成果根据黑土中心6省1.8万份法定文书和1.8万份赎买文书。

  对1861年改革的评价。苏联史学家对1861年农业改革评价普遍不高。德鲁日宁在1978年出版的《大转折时期的俄罗斯农村(1861-1880年)》一书中,他强调改革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但反对把革命理想化。改革废除了地主农民的人身奴隶地位,但改革形成农村的经济和法律地位使农民遭受到新的贫困和苦难,正是改革这些消极面是改革后农民未中止斗争的根源;1861年是1905年改革的起因,同样,1905年的农业革命产生1917年革命的胜利。”

2.英美学者研究成果

  西方历史学家对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改革的研究经久不衰,德国学者对1861年改革取得的成果请详见《德国学者关于1861年改革研究述评》一文。英美历史学家就改革动因、改革依靠的力量以及在1861年改革中的作用等做了大量研究。

  研究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动因。就此问题西方学者意见完全一致,认为亚历山大二世就其本性不是改革者,即位后,也没有准备进行任何改革。按多数人观点,他是被迫着手进行改革。西方学者强调克里米亚战争对改革发动的作用。林科林认为,克里米亚战争很明显地向亚历山大二世证明,在现代条件下仅仅依靠军队不可能保住专制制度的威望。欧洲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使统治者被迫解决比18世纪时任何一个君主能想得到的复杂得多的问题。为重新达到欧洲强国水平,在俄罗斯应该发生重大的改革。

  评价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中的作用。英美学者对亚历山大二世在改革中所起作用的评价因时而异,起伏较大。大致分为两阶段:20世纪上半期前,英美历史学家夸大了沙皇-解放者的作用,认为亚历山大二世在进行改革时起唯一作用的观点盛行。多数评价是,“伟大的改革——完全是极英明之人亚历山大二世的功劳。但进入20世纪中期后,西方学者对他的评价就跌落下来。享有很高声誉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如是评价:“亚历山大二世是性格软弱的人,尽管他是有同情心的人,但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尽管他作为沙皇解放者在历史中享有光荣,但他未给这个时代留下任何个人印迹。

  研究沙皇改革依靠何种力量。按西方史学家观点,沙皇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全面的改革,意味着他身后站着一些人组成小团体,改革主动性应属于他们。美国学者林科林认为,自由主义官僚是国家官员的团体,对改革可能性的看法与其余的国家官僚存在区别。美国史学家把米留金、扎卢德内依、扎布洛茨基-杰夏托夫斯基等人看作是自由主义官僚。就此问题英美历史学家观点一致。

(二)国内研究现状

  1949年以来,国内学者对本选题研究主要有论文类成果以张广翔、曹维安、赵士国最有影响,著作类成果以刘祖熙的《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王云龙的《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曹维安的《俄国史新论》最有分量。

  国内学者对本选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下述问题展开:张广翔就德国学者对1861年改革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介绍了德国学者研究1861年改革所取得的斐然成绩;赵士国把亚历山大二世与林肯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二者有很多可比性:两者均受命于危难之时,两者都对推进本国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两者均遭不测而身后评价各异;曹维安在《评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大改革》中,根据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解释,为什么大改革后出现知识分子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行动;张广翔侧重研究改革后俄国经济生活领域里发生的变化,如:研究19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地主经济的基本特征、19世纪下半期俄国贵族资产阶级化历史条件、1861年改革后国家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与俄国工业化、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等问题;张广翔、曹维安还对农村村社做了大量研究。

  与此同时,近年来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在“学术史回顾”和“正文”部分,也曾间接涉及到这一问题。李桂英、唐艳凤和李振文分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经济研究》和《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贵族保守主义研究》的“学术史回顾”部分,提及西方学者对亚历山大二世个人性格和改革后俄国农民经济水平的一些研究情况。郭响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研究》中,简要梳理出西方学者有关俄国1864年司法改革的研究成果,肯定了西方学者理论创新的优势;同时,由于作者主要借助英文文献完成论文,因此其博士论文本身便蕴含了西方学者的部分理论和观点。

参考文献:

1.[苏]札伊翁契科夫斯基.俄国农奴制度的废除[M].叔明译.上海:三联书店,1957.

2.[苏]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三卷本).北京:三联书店.1978、1980、1980.

3.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李桂英.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农民改革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

5.张兴仪.浅谈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制改革[J].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4).

6.张广翔.俄国历史上的改革与反改革[J].史学集刊,1991(4).

7.赵士国.近代俄国资本主义的困窘[J].史学月刊,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