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文献综述及研究展望

张南红1, ,李丹2    ,刘洋3

[摘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五个振兴维度工作总要求，学者们就实施路径形成诸多研究成果。归其，多探究了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三农问题、城乡融合的逻辑理路，研究了乡村振兴内容框架及实施要点、实施困境与突破路径、成效评价指标体系。立足五年过渡阶段，接续二十大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以期对战略实施对象、要素内涵、模式推广及研究方法构建的进一步探索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乡村振兴；内涵逻辑；实施进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摆脱贫困等十个方面做出实施路径指引，是统筹谋划和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纲领。在乡村振兴的五年过渡阶段末，立足二十大三农工作新方向，如何以前期丰富的实践研思，为现研究提供有益启示和补充，以期将三农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一、文献考察与研究概况

本文基于CNKI数据库，检索时间自2017年10月至今，研究遵循前沿性、代表性的文献筛选原则，选择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期刊和核心期刊。笔者以“乡村振兴”并含“脱贫攻坚”“三农”“城乡融合”检索，旨在了解乡村振兴行动的内在逻辑与实施机制。再聚焦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工作总要求，以“乡村振兴”并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进行主题检索，发现国内学者主要从乡村振兴战略内容框架及实施要点、各省域实证研究、实施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困境与突破路径四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进行探究。

二、主要研究主题

（一）逻辑理路

1.关于与三农问题、城乡融合发展的耦合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深入推进三农工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理论逻辑上的内在统一性。姜正君、颜德如等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当下解决"三农"问题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实矛盾的重大部署；刘儒、苏小庆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1]；郭远智等强调乡村振兴重点在于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陈占江从构建城乡一体化关系和城乡互惠机制，提出了认识和参与乡村振兴实践的认知角度[2]。

2. 关于与脱贫攻坚的衔接逻辑

国内学者以不同学科视角释义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姜正君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逻辑衔接体现为内在统一性，历史相继性，实践耦合性；汪三贵、张永丽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对乡村经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郭远智多维度论证了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颜德如通过”理念—体制—主体"的理论分析框架，推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理念互融、体制互通、主体一致方面的逻辑关系[3]。

（二）内容框架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全面实施后，众多学者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摆脱贫困与实现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展开积极探索。

1.产业兴旺

国内学者多在探究三产融合的实现机制和具体路径，倡导绿色发展，围绕农旅文产业、数字经济主题的较多。刘建生提出打牢农业基础、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政策建议，构建产业融合样态。孔德议以实证分析探究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提出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培育农村产业融合复合型人才的建议。任维哲章对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提出政策扶持、农业观光发展、农民人力储备、数字金融发展等措施。

文丰安具体阐述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的梗阻，建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民主体赋能，推动数字技术创新。耿松涛、杨洪林等认为乡村文化是乡村价值系统构建、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周锦从供给侧和产业融合方面阐述了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机制，认为数字经济有助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乡村文化传播和创新商业模式[4]。

2. 生态宜居

在乡村振兴建设中，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贺聪志从微观层面考察了村庄生态宜居建设的基层实践逻辑和农民主体性表达，发现以政府主导的生态宜居建设实践与农民的认知需求间存在较多偏离，认为要重视农民需求和农村变迁新特点[5]。

有学者侧重区域差异研究的宏观视角，肖黎明测算了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农村生态宜居水平的动态演进过程，强调应致力于寻求生态宜居建设区域差异的解决办法[6]。李松睿以四川都江堰精华灌区103个林盘为样本进行评价体系建模，发现植物多样性、森林覆盖率、生活垃圾处理、景观破碎化程度是生态宜居评价的首要指标，据此对应提出解决办法。

有学者从中微观层面提出生态宜居建设的具体措施，

王夏晖强调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找准乡村定位，点线面推进环境改善。林萍萍认为需构建政府和企业"生命环境共同体"理念的管理机制，提升农村居民生态宜居共同参与的意识与素养。孔祥智指出要构建生态宜居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培养有环保意识、专业素养的职业农民。

3.乡风文明

文化是彰显地域性和文化性双重价值的重要资源，学者对目前乡村文明建设的现实困境，多以案例分析提出政策建议。米华提出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为准则、以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为宗旨的思想政治育人文化场、经济理念育人文化场和社会交往行为育人文化场。赵廷阳以农业农村部遴选的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进行案例研究，提出加强基层党建、优化财政结构、推进移风易俗、开展文化活动、提升文化价值的建议。林聚任对山东省"乡村文明行动"进行实证分析，强调新时期乡村文明建设应处理好乡村文明建设与城市文明建设的关系、乡村文明建设的时代性与超越性之关系、乡村文明建设与整个社会发展目标之关系[7]。闫德亮则侧重研究乡村话语转型与体系重建，认为应以中华文明为底，提升本土话语能力、拓展话语空间、丰富话语载体、增强话语传播。

4.治理有效

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国内学者主要探究了乡村治理主体和治理策略，普遍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格局，注重发挥新乡贤力量。

杜姣认为乡村留守精英是中国乡村治理主体的重要来源，既要吸引外流精英回乡，又要重视激发以留守经济精英、留守妇女精英与留守“五老”精英为代表的乡村留守精英作用[8]。易承志以广西某乡案例分析，发现新乡贤参与乡村公共治理将经历制度运行化、制度生活化、生活制度化阶段，认为要畅通日常实践经验向正式制度流动的通道支持[9]。冯献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内容的评价体系，以21个典型村庄实证发现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突出短板。胡卫卫基于政社互动视角，从系统结构优化、心灵治理实施、行政有效嵌入和公共精神培育方面提出乡村善治的针对性策略。刘启英针对公共事务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再造原子化村庄，具体为重塑体制性组织权威、培育新型社会组织、培育村民公共精神、构建文化价值体系。

5.摆脱贫困与生活富裕

国内学者普遍以案例研究方法为基础，探究影响生活富裕的因素和机制，提出工作思路。金炜玲通过对五个省10个村农户访谈，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短板、教育资源上移、医疗资源匮乏、养老服务缺失、就业机会短缺会影响农民的生活富裕感知，建议从满足家庭生计的可持续性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提升生活富裕水平[10]。

多数学者则侧重研究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水平的时空演变情况，从空间维度分析影响乡村生活富裕程度的主要因素，发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生活富裕指数存在显著影响，据此提出行动路径。申云测度了2008-2020年中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指出中国农民生活富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依赖性，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卢泓钢、孙继国等探究了中国各省乡村生活富裕程度的时空演变特征，认为生活富裕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关，金融科技能有效提升生活富裕水平，建议推动城镇化，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发挥数字金融效能[11]。

（三）实施进路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是关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工作总要求的五年行动规划，众多学者聚焦阶段任务，主要从乡村振兴战略内容框架及实施要点、各省域实证研究、实施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困境与突破路径四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积极探索，梯次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1. 实施要点

明确内容框架及实施要点，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环节。邢成举、罗重谱、曾福生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应同时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刘俊杰、朱新华关注乡村内核、外缘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特征，构建出"要素—结构—功能"的实施理论框架[12]；何仁伟构建了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和定义城乡等值线，提出顶层设计构建、点轴分区分类推进、发展模式提炼的实施路径；李燕琴提出生态引领-上下共创、村民为本-内外共赢、文化为根-主客共生三阶段战略实施要点；何永芳等遵循"围绕一条主线、坚持双轮驱动、处理四大关系、推进五个融合"的发展思路，从经济融合、要素融合、空间融合、社会融合、生态融合方面提出具体实施路径；郭明飞、向继友强调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性，认为应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2.案例实证研究

众多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何雷华利用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实证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提出实行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13]。刘威选取河南省浚县中鹤集团产业融合微观案例，归纳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产业要素融合、产业链内融合和产业链间融合的主要模式[14]。张利庠等以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例，提出“种养循环模式、屠宰加工循环模式、服务平台协同模式”三产融合思路。曹兵妥、李仙娥以陕西省D村为例，提出推动传统农业向创新农业升级，推动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推动传统治理向乡村善治转化，推动扶贫组织体系向乡村振兴组织体系过渡的路径建议。范波以贵州乡村为研究对象，梳理归纳出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创新的实施路径。

3.实施成效评价指标体系

学者们多构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评价指标体系检验实施成效。张挺以五维振兴为二级指标构建了乡村建设成效评价量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二级指标的内部关系和影响机理[15]；张雪等借以2018年辽宁省106个村、1175户农户数据对战略实施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实证分析，建议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宋芳基于乡村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经济、政治四方面因素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构建了可用于具体测算和度量全国和各省市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成效评价指标体系[16]；马晓旭基于PSR模型构建了乡村生态振兴成效评价体系，对江苏、浙江、安徽省进行等级判定和评价比较；陈培彬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构建了涵盖25个指标的乡村治理成效评价体系，以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实证评价了我国乡村治理的成效[17]。

4.实施困境与突破路径

众多学者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困境及突破路径做出探索。李韬指出农村已普遍产生结构性分化，出现“精英进城、老人留守、村庄空心化”的景象，振兴实施是个长期的过程[18]。刘烨斌针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内源性障碍，提出要素支持、产业优先、农民素质提升、平台建设的建议。程华东、陈宇施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探索建立了贫困山区“六个一”产业振兴模式、平原地区“双水双绿”绿色农业发展模式和城郊地区田园综合体发展模式。于立、王艺然根据我国土地制度和相关政策，提出吸引城市中、高收入阶层到乡村置业创业，传承本土文化和历史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乡村中产化”路径[19]。

三、研究特征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如何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工作，以"五个振兴"协调推进乡村振兴和评估其措施成效，成为学者们关注与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在学科交叉融合视野下，探寻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困境与突破路径，形成诸多兼具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研究成果。对于产业振兴，现有研究从城乡融合的背景出发，探究三产融合的实现机制和具体路径，认为应形成绿色发展优先、数字技术赋能的农旅文产业，强调经济发展可持续；对于生态宜居，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给出了区域间生态水平时空演化差异的解决办法，从中观层面提出环境治理与产业融合绿色发展的思路，在微观层面聚焦院落建筑、村民个人尺度，从建筑材料使用、能量利用与储存、关切村民个体需要进行探讨研究；对于乡风文明，学者们重视乡土性保护和乡村价值系统的构建，基于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对现实困境提出政策建议；对于乡村治理，主要围绕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构建、以自治为核心的组织振兴两方面展开研究，强调以法治保障和培育新老乡贤力量促进乡村善治；对于生活富裕，学者们多以案例研究从空间维度推论分析影响村民生活富裕水平的作用机制和主要因素，据此提出摆脱贫困和实现生活富裕的工作思路。

上述研究成果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首先确定主客体对象，现阶段客体研究主要围绕村庄发展的五大振兴总目标展开，地域选取缺乏对西部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关注，它们是五年过渡期中防止返贫致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地区。对于实施主体，现普遍认为应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的共治格局，但缺乏对主体间功能的互补性、其行动的可行性的探究，厘清主体行为边界更有利于激发主体实施功能的发挥。

在研究方法方面，定量研究多围绕建立实施成效指标体系和探究乡村某方面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展开，多数学者通过分析研究对象的内涵、必要性等“理论应然”后提出实施路径，未对现实问题进行“实然”探讨，路径提出因事而论，临时分散、难成体系，缺乏对措施背后的作用机制的研究。

在实施内容研究方面，存在内容维度分布不均的问题，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研究较多，乡风文明、生活富裕研究内容较少，对应提出的实施策略建议较丰富，但其实践成效和经验推广存在一定限制，还需进一步因地制宜地依据乡村资源要素、类型属性进行设计，深化形成发展模式。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方向和建议。

（一）聚焦重点区域、重点群体发展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受地形地貌、土地、气候等自然条件阻滞，产业集群、产业链一体化程度不高，产业结构同质化，城乡差异进一步使劳动力流向东部和中部地区，地区乡村边缘化和空心化现象严重。在乡村振兴过渡阶段

，应持续开展对西部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研究，尤其要关注发展基础薄弱的直过民族、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这些地区独有的政治地理空间和社会人文习俗具备可塑的社会经济文化价值。

（二）加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研究

乡村治理本质是人治的过程，现阶段行政权、自治权、个体权边界不清，利益不协调，多元主体治理规则秩序尚未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共治是基于各自资源优势的互补性，通过梳理乡村振兴共治主体，明晰角色认知和协作关系，探究协作的现实可行性和协作关系的动态变化，更大限度发挥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三）建立实施评价与反馈机制

乡村振兴工作是一套多维面向、远近结合、同步实施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建立由自我评估、上级评估、第三方评估等多方参与的实施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定量方法取分定值，以典型案例分析检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可比较性，通过实证研究反哺理论。同时应对照评价指标体系实行日常监测、定期评估，及时优化路径方法，推进全过程质量管理。

（四）重视农民主体性地位的确立与功能实现

在乡村振兴过渡初期，乡村过度依赖外源式输入发展，容易陷入农民主体性缺失的困境。所以在战略实施的路径设计中，要尊重农民主体性地位，这包含保护和实现农民主体权利、培养农民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素质，故可从界定农民主体性功能内涵出发，以辨析制约农民主体性功能发挥的因素，进而探究激活农民主体性功能发挥的路径方向。

自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学者们展开了全面而有益的探索，立足第一个五年过渡阶段，接续2035年远景目标，还需加深对战略实施薄弱环节的思考，进一步打通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数字赋能产业体系现代化，持续提升多元主体共治能力水平，涵养文明乡风，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机会均等，提塑农民主体地位，从制度设计、实现路径到经验推广进行闭环研究，让乡村内生能力固化于制、实化于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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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张挺, 徐艳梅, 李河新. 乡村建设成效评价和指标内在影响机理研究[J]. 2021(2018-11):37-46.

[作者简介] 张南红，女，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李丹，女，助教，研究方向：乡村防灾管理；刘洋，女，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城市设计，村镇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