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妥协原理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必然性

政治妥协原理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必然性

母艺萌 张琬琪

摘要：妥协并不意味着投降，妥协是一种双赢，历史上通过妥协达到双赢的例子有很多。从1935年到1937年，民族危机愈发严峻，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共识和国共两党都无法以武力彻底消灭对方的前提下，国共双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迅速实现妥协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国共之间的双赢，为抗战的持续进行和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民族危机；妥协；国共合作；

一、原理阐释

《政治学辞典》将“政治妥协”解释为“处于政治斗争中的一方或者双方处于自身的政治利益和目的并考虑到其条件、力量诸要素，向对方做出的一种或避免更大损失或谋取更多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让步。”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中，“政治妥协”的定义是“国家、民族、阶级、政党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在利益冲突时，冲突双方通过政治谈判、协商或默契，互相做出让步，以缓和矛盾的一种行为。”当斗争双方处于势均力敌或者彼此不能彻底消灭对方，继续斗争下去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的时候，往往会采用妥协的方式来缓和矛盾，从而降低自己的损失，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斗争激烈、血腥残酷的中国近代史中，妥协的身影处处可见，并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辛亥革命中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与中共和苏联的妥协，再到大革命破裂后国民党内部的妥协，再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双方的妥协，最后到重庆谈判双方的妥协。每一次妥协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可以视为前一阶段冲突的结尾，同时也酝酿着下一阶段的冲突。冲突—妥协—冲突……近代中国就在这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艰难前行，最终重获新生。

二、妥协的基础

近代史上政治妥协的案例很多，本文以政治妥协的视角着重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必然性。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主张上有着最尖锐的矛盾，在历史上则有着近乎刻骨铭心的仇恨，双方为何能在多年内战后迅速实现政治妥协？国共双方进行政治妥协的基础有两个：“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共识与国共双方彼此无法消灭对方的现实基础，而妥协联合的起点时间就在1935年。

1935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比较平淡的一年：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继续不屈的挣扎；在华北，南京国民政府签署了几个不平等协定，学生不满，带头在北京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在陕北，“赤匪”的“残兵游寇”偶然获得了喘息之机，还在休整。没有大规模的热战爆发，没有震惊中外的大事发生，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也难以挽回革命的星火已经陷入了最黯淡地步的事实。以上的这些事情对于近代的中国来说实在算不上有什么特别。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1935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可是，历史就是这么有趣，正如清王朝没有在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的灾难中崩溃，却在平淡不惊的1911年毫无预兆的坍塌，一些事件在表面上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过往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①

这一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策动华北“自治”，中国民族危机愈演愈烈，这引起了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忧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处于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率先发出怒吼，带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和口号。“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很快扩及各地各领域，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之后蓬勃发展的群众抗日运动被压制的沉寂状态，“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②“南北救国运动进入一个狂飙突起的新时期，对于后来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意义。”^③“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逐渐成为这一时期人民的共识。

严格意义上来讲，统一只有两种基本手段，一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一种就是妥协联合。1935年之前，国共两党都较为坚定地选择了第一种手段：一方消灭另一方。具体表现为不断地“围剿”与“反围剿”。

这一时期，中共方面，由于王明左倾思想的影响，中共在阶级斗争政策上实行“关门主义”，将蒋氏视为阶级大敌，主张“反蒋抗日”。这一政策带有十足的盲目性，中共在三方之中力量最为弱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不可能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事实上“关门主义”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损失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这一次的失败使得中共丧失了实行“反蒋抗日”政策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共要想整合国内力量不可能通过“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手段来实现。

而国民党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个“安内”不光意味着全力“剿共”，还意味着整合地方军阀势力，借“剿共”之机将自己的势力伸到地方军阀内部。“攘外必先安内”不能说是错误的政策，但绝对是一个失败的政策，失败在两点：第一点低估了日本的野心和胃口，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偌大的东三省居然只换来三年多的缓冲时间；第二点低估了中共和红军的韧性。第五次“围剿”成功，国民党军队占领红都瑞金，中共拼着“逃跑”也不投降，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上万公里的“逃窜”也没有拖垮红军。

总体来看，在这三年多的“围剿”与“反围剿”当中，中共和蒋氏是两败俱伤，双方面对的局势其实都是在一步步恶化：中共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军队和几乎百分之百的根据地，而蒋氏的“攘外必先安内”也没有成功，内部迟迟“安定”不下来，外部危机愈演愈烈。国共相争，日本得利，真正收获利益的只有日本人！1935年，国共双方都到了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策的地步！

三、妥协的过程

民国国父孙中山曾经说过：“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那么，1935年的“天下大势”是什么？

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一年华北事变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具体表现就是民众普遍要求抵御日本人的入侵，地方军阀或出于民族大义或出于自保也纷纷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坚决抗日，实际上要求南京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共双方这时虽然都已经意识到了改变政策即实现妥协联合的必要性，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导致在谈判桌上的地位并不平等，双方对于妥协的急迫性并不相同，谈判也是一波三折，在谈判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并没有就妥协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南京国民政府在国共斗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所以哪怕在1935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和中共与苏联进行秘密接触，但在政策导向仍以武力“剿匪”为主，调集东北军进驻陕西“剿匪”，行“一石二鸟”之计。对外政策上仍以“忍耐”为主，相继签署《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在事实上放弃了华北地区的大部分主权。从这些政策上来看，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仍然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中共和苏联的“秘密接触”和妥协似乎只是支流。

相比之下，中共对于妥协联合的态度就更加积极主动，一方面是因为中共当时所处的弱势地位，从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一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根据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军始终处于以弱敌强的状态，1935年疲惫的红军急需时间和空间进行休整。另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的领袖对于历史潮流的判断。“历史潮流”“天下大势”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说法，用唯物史观来看的话，可以把它们理解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历史的奇妙之处再一次显现：王明在苏联，毛泽东在陕北，一外一内，中共的两位领袖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都较为准确地判断到了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反蒋抗日”政策改变的必要性。

王明站在比较宏观的角度，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结合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发表了“八一宣言”，在理论层面上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提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主张，实际上放弃“反蒋抗日”的政策。

毛泽东则从现实出发，他很早就意识到“反蒋抗日”政策的盲目性和空想性。事实上，在以往的四年时间里，他一直在与这种盲目的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作斗争。更何况，毛泽东作为一位冷静务实的领袖，不可能不清楚一个严峻的事实：苏区鼎盛之时，有首都和苏维埃政府，有近三十万的红军，有十几块大小不等的根据地相互呼应，中共那时是作为一个稳定的政权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抗日反蒋”的政策虽然盲目，但并不是没有希望实现。但这一切在1935年已经不存在了，历经长征艰辛的红军自保尚且困难，又如何能够承担起“抗日反蒋”的任务。穷则思变，中共和红军如果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改变关门主义性质的“反蒋抗日”政策。

中共党内的共识最终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上产生了成果：正式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并在会议之后一步步执行，最终在1936年将斗争策略从“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完成了其政策的转变^④。

任何政权的存在特征，都表现为能否使社会所存在的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得

到很好地协调，对于价值冲突能否成功调解是检验任何政治合法性的标准之一。 在1935年这转折的一年里，国民党在国共斗争中虽处于优势地位，但并未及时完成自身政策的转向，依然顽固地奉行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中共方面则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性完成了政策的改变。一个政权如果能促成或实现基于审慎运用理性而达到的妥协，那它就比其它政权更具有合法性。这种对待妥协的态度差异也直接导致了在1936年国共双方在政治上的攻守之势顿时扭转。

前文说过，统一的两种基本手段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与妥协联合，而1936年的蒋氏对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还有极大的幻想，这一幻想一直到西安事变才被打破。西安事变后蒋氏能够接受国共第二次合作，并不是因为他信守自己在事变中的承诺，而是因为西安事变让蒋氏切身体会了“天下大势”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开始认识到内战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团结一致抗日，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①若蒋氏还想保住自己的领袖地位，就必须作出实际的改变，放弃“攘外安内”政策，同意“联共抗日”、一致对外。在西安事变的直接影响下，国民党迅速“开始转向联合中共及其它社会政治力量走共同抗战的道路。”

^⑤

四、妥协的必然性

在政治中绝不只有“斗争”一种手段，“妥协”是政治的灵魂。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盘根错节，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在当时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和列强所承认的“正统”地位，但是既缺乏以绝对武力消灭其他所有派别的实力，也不具备让其他所有派别服从统治的法理权威。对于中共和其他地方军阀势力来说，若不妥协联合，生存尚且困难，实现其政治理想更无从谈起。所以与对手寻求合作，不能说是最理想的选择，但算是最可行的措施。

综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必然性在于：面对强敌入侵在即、举国要求一致对外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统一国内各派力量来应对战争，作为国内矛盾最尖锐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两派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对峙前期“一方消灭另一方”政策失败后，先后转变了自己的斗争策略，通过妥协联合即国共第二次合作，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国内力量的统一和整合，为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打下了基础。

参考文献

①

①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171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83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7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99页.

作者简介：

母艺萌 男

手机号：[phone] 邮箱：[e-mail]

邮寄地址：辽宁师范大学黄河路校区北院十二公寓

籍贯：河南周口

出生年月：1996年10月

学历：辽宁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中共党史专业 2020级硕士研究生

张琬琪 女

手机号：[phone]

籍贯：辽宁大连

出生年月：1998年4月

学历：辽宁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中共党史专业 2020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