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炜这样重要的当代作家进行对话可能是一个非常欣悦但有难度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一系列经典的文学史“标签”和“定论”中辨别出真正具有生产性的“问题”，以此来“开启”一个具有“物质性”的文学史场景；而另一方面，面对张炜这样一个很有“理论坚持”的作家，他本人的辩解、质疑和反诘却让我们的“意图”始终处于”建构”和“颠覆”的罅隙之中。或许这就是当代文学史认知和研究的难度。作为研究者我们总是“立志揭穿文本的秘密性、私人化的现象，（发现）这些文本与历史场景有着深厚及共谋性的关联”（萨义德语）。但是，作为“个体”的作家（包括张炜）可能更愿意强调“文本”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普遍意义”，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作家”和“文本”呈现在艺术性、批判性、道德和良知的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文学史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大的对话。但是如果研究者并不以一个确定的“目的论”和”价值观”为鹄的，那么，作家们的“夫子自道”也未尝不有助于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和“消化”，最终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视界融合”。这样想来。张炜在本次对话中对文本、批评、经典化、人文精神、文学转型等一系列问题的回应就有了非常值得重视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