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我国国际问题智库的研究

马洁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受个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我国对外面临的处境也越来越复杂。智库作为一个国家研究国际问题的主要手段，在此时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俄罗斯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在我国对外政策的研究方面十分的重视，同时对我国研究国际形势变化的智库也进行了密切的关注。由于我国与俄罗斯在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合作，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会牵扯出一部分利益。基于此，本篇文章针对近年来俄罗斯对我国智库发展的研究进行简要的阐述，为相关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意见。

关键词：中俄关系；国际问题；智库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C932文献标志码：A

引言：际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格局与秩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冲击、大调整与大变革。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技术等要素的博弈、比拼或协同均裹挟其中。相应地，全球各类智库应运而生、方兴未艾，深度参与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的全球事务中，在战略咨询、政策影响和专业研究方面均发挥了独特和重要的作用。拥有响应迅速、参谋有力的智库系统对一个国家或组织预判形势、应对挑战来说至关重要。

俄罗斯是我国全面务实合作的重要伙伴国家，2015年两国就“一带一盟”对接达成高度共识，2019年中俄确立了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随着两国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对外政策变化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利益联系更为紧密，俄罗斯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外交战略的变化极为敏感。我国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成为俄罗斯学者较为关注的领域，这类智库的发展变化常常成为俄罗斯研判我国外交政策动向的重要依据。本文梳理了俄罗斯对我国国际问题智库的研究情况，从中既可以把握俄对我国对外政策的关注重点，又可以为中俄智库合作乃至两国全面务实合作提供参考。

1关注我国国际问题智库的发展历程及类型

1.1把握我国国际问题智库的发展历程

现代“智库”概念最早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提供的一种能够让他们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的密室。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西方国家“智库”逐渐演变成“独立的、非营利的政策研究机构”，“它们提供专业知识或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影响决策过程”。中国“智库”雏形的产生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便建立了养士制度；秦汉时期建立博士制度，要求博士“通古今”“国有疑事，掌承问对”，朝廷设有博士数十人，其“智库”已小具规模。在中国，一般定义“智库”为通过自主知识产品对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组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源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同年11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全面启动，首批确定25家试点高端智库。我国现代意义的智库始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2011年，在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有428家智库，仅次于美国，成为智库数量排名第二的国家。目前国际社会并未形成一套权威、标准和通用的智库评价模式与体系。从评价主体上看，可划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第三方机构主导型；从评价方法上看，可划分为主观评价法、客观评价法和主客观结合法。

国际问题智库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首批智库之一，其发展历程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典型缩影。俄罗斯对我国智库的历史有非常详尽的研究，并对各时期国际问题智库的发展给予了较客观的评价。俄对我国智库发展历程的把握，与我国对智库发展阶段的划分大体一致。

1.2划分我国国际问题智库的类型

当前几乎所有重大国际事务以及全球共同关心的重大话题，诸如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气候变化、环境、能源、核武器、贸易战、可持续发展、消除饥饿与贫困等等，都有全球知名智库的积极参与，甚至有“影子”们的主导。当前，中国各类智库仍主要依托政府、大学、企业等主体支持，配置资源的渠道和能力均较单一。俄罗斯学者按照组织形式，也把中国智库分为不同类别，分别是官方智库、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和高校智库等，国际问题智库的类型也参照这一标准。

1.2.1中国大多数智库都是官方的，国际问题智库也以官方智库为主

这类智库与国务院或中国的其他权力机构有密切联系，但不属于政府组织。智库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决策咨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属此类智库。

1.2.2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所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为主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与官方智库极具针对性的研究不同，这些科研院所形成了庞大的分支网络，其科研活动基于学术研究及长期的战略和计划，为中国领导层提供来自全国各地的分析报告，对中国的决策过程产生了实际影响。

1.2.3智库即高校附属的各类研究中心

这类智库在扩大对外文化及人文交流合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等。

2评价我国国际问题智库的影响力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JamesG。McGann教授领导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所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研究报告》，从20世纪每十年新增智库数量看，由1900—1910年间的18家猛增到1991—2000年间的1422家，纳入统计的全球智库从2007年的5080家跃升到2020年的11175家。其中，北美、亚洲、欧洲地区的智库数量占到了全球智库总数量的78%。美国仍然是全球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自2008年以来一直稳定在1800家左右，2020年跃升到2203家。中国是智库发展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从2008年纳入统计的仅有74家，平稳发展到2019年的507家，更是在2020年跃升达到1413家，总数紧随美国列全球第二。快速跃升的原因，一方面是之前未纳入该报告的智库样本数增补；另一方面是近几年各类型智库的相继设立与快速发展。

从以上智库数量变化情况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达程度、活跃程度与智库发展数量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近十年，中国的智库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020年，亚洲地区智库总量首次超过欧洲，在全球疫情仍未退去、全球格局还在动荡调整中，深刻反映出两个地区经济活力的荣衰交替、国际影响力的此消彼长。美、中两国拥有智库数量分列全球第一、二位。相应的经济社会较不发达的中南美洲、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拥有智库数量排位靠后。

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拥有约2500家智库性质的机构，智库数量较多，但多数智库规模较小，无法进入全球智库排名体系，国际影响力较弱，这凸显出中国智库建设质量有所欠缺，国家软实力亟待提升。

3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建议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适应新的内外部环境变化，立足新时期中国高质量发展亟需破解的新问题、新挑战，根据自身特点与发展需求，借鉴全球知名智库发展历程和经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建设发展之路。

3.1实现智库建设发展多元化、独立性

无论是按照附属关系、专业领域还是功能属性等角度划分智库类别，智库作为战略研究咨询、政策决策支持的专门机构，其建设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研究与政策的需求主体、投入主体与服务主体。尤其是在我国以官办智库、大学智库（官方支持）为主体的环境下：一是各类主体应通过法制化制度安排或机制化流程设计，将智库对战略规划、政策体系的咨询作用内嵌入决策执行全过程。如：专业性政策法规制定出台与实施，应该规定必须由相关专业性智库参与研究、论证、听证、编制和出台等全流程工作。二是要努力推动企业智库、民间智库和各类型独立智库的培育发展，采用多元化、多样性的手段支持各类型智库参与国家战略规划编制、法规政策制定、重大事项决策等。三是加大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主体对智库战略研究与政策服务的支持与采购力度，通过市场化手段确保各类型智库按照专业化、独立性和公平性原则参与竞争、争取资源和寻求发展，激发知识活力、体现智慧价值、提升专业水准、确保资政水平。如：国家和各地区的五年发展规划、专项工作实施计划等制定出台，均应设置相关支撑专项课题的研究，明确采用招标方式（而非直接委托式）并匹配足够资金支持各种属性智库参与投标竞标，并在后续规划计划制定实施中更多地吸纳相关优秀成果。

3.2推动智库基础建设智慧化、高端化

面对万物互联、智能智慧的数字化时代到来，全球知名智库均着眼开发基于“数据信息”+“人工智能”的数据库、方法论、模型算法、评价体系、知识平台和推演系统等等。基于这些方法模型定量化实证或预测研究的成果结论，可更加科学、准确、有效地指引战略咨询研究与政策规划制定等工作。与此相比，我国智库基础能力差距明显、亟待提升。一是切实增强各类信息资源的获取能力。在依法合规情况下，准确、干净和精细地收集获取各类数据资源，逐步形成具有自我赋权能力的“数据库”“信息库”“案例库”。二是切实提升理论方法与模型工具的创新开发。许多为当前智库研究所通用的研究方法与模型算法均来源于西方智库首创，我国各类型智库应结合各自综合性、专业性研究需要，在方法创新上下功夫、在模型开发上使力气、在知识管理上投资源，努力打造更多独具特色、自主产权的新工具、新系统、新平台。三是切实加大基础能力建设投入水平。作为智库资金来源的主体，无论是政府、高校还是企业，应改变比照技术研发项目或组织进行资金核算、拨付、管理的模式，制定采用适合智库特点的资金投入评价核算体系，在各种基础能力投入中切实体现智力成果、知识创造的经济价值。

3.3建立智库人才培育新机制、新手段

知名智库的一流成果、一流品牌、一流影响归根结底来源于一流人才这个关键要素，具有深厚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广阔国际视野的战略和政策研究人才是智库产生重大咨询成果、实现政策影响的基本前提。囿于我国智库复合型、高端化人才引进、培育、交流和激励机制的不足，中国智库知名度、成果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均与全球知名智库存在差距。要缩小这些差距，就要打通政府与智库人才“旋转门”。借鉴西方“旋转门”机制，打通专业型政府官员与战略型智库专家的交流任职机制。目前已部分实现了“单项旋转”，很多专业型退休官员纷纷在官办智库中担任职务或顾问，但高端智库中的优秀研究人才还很难通过“旋转门”直接进入政府相关岗位担任职务。应通过局部试点、建立机制、常态交流，逐步研究形成适合我国政府、智库特点的“旋转门”机制，实现双向互通、有效兼容。二是探索建立智库人事人才管理机制。重点是建立符合战略研究、决策咨询等智库业务特点的人才引进培养机制、薪酬激励机制、资金使用机制和职称评审机制。在智库业务活动的全流程，充分体现、反映和尊重智力与知识价值。

例如，由于很多智库成果无法采用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等方法量化为技术要素，造成智库研究人员无法参与当前对科技人才的奖励激励分配，建议通过设置国家层级软课题成果奖项、允许各类智库项目资金列支奖励激励费用等方式支持智库人才发展。三是拓宽人才国际化交流渠道。创造机会、搭建平台，鼓励、支持加强国内智库人员与国际同行间的深度交流。建立派送机制，优选智库专家赴各类型国际组织、涉外机构和专业社团等交流任职。

3.4促进智库运行机制规范化、现代化

运营管理水平与效率是智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立足在管理机制、组织机制、合作机制与评价机制等方面对标创新、推动变革，才能加速建成全球知名智库。一是建立规范现代的管理机制。有关成员是对智库发展起到核心关键作用的资、相关方和战略专家等的代表。应给予政策和机制保障，推动各类型智库广泛采用市场化手段、公益化筹款、独立性运营等方式寻求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道路。二是建立柔性灵活的组织机制。在纵向条块式管理模式基础上，推广采用“矩阵式”组织管理模式经验。实行“固定部门纵向归属领导”+“矩阵团队横向协同进入”的业务运营、战略研究管理模式，并匹配相应的资源调配、绩效考核、成果共享等柔性管理机制，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整合。三是建立创新协同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作为战略研究与政策咨询方的“需求引导、资金投入、研究组织和成果转化”四个主体作用，鼓励通过打造合作组织、形成战略联盟、共建基础平台、举办专业论坛、承担国家项目等形式，整合各类优势资源助力知名智库建设。四是建立科学现代的评价机制。根据智库特点，

建立反映“工时”（完成研究任务的均衡性标准工作时间）、“工效”（完成研究任务的效果与效率）、工况（完成研究任务的难度和非常规条件）的研究人员“三工”量化考核指标体系。

3.5提升智库成果品牌影响力、传播力

“资政建言”是对智库建设发展的基本要求。研究推出一流的研究成果、品牌产品，并得到广泛传播和有效应用，是智库持之以恒追求的根本目标。一是建立咨询主体与智库之间常态化沟通管道。战略研究、政策咨询需求主体应坚持“公开、公正、科学、透明”的基本原则，采用市场化手段发布、征集和遴选各类型智库为其提供专业化服务。并顺畅不同隶属关系智库向上级组织（政府）、不同部门报送咨询建议的传播管道和制度化安排。二是创新成果品牌传播推广方式方法。通过丰富门户网站信息、共享推送公开报告成果、用好微博微信发布实时动态、举办品牌成果发布论坛、参加国际学术研讨等方式，构建多维度的传播平台，形成点多面广立体式宣传格局。三是构建智库品牌全球化布局的大格局。学习借鉴全球知名智库本地化与全球化部署的有效经验，主要鼓励支持科研院校、企业和社会多元化、独立性智库根据需要，在全球业务覆盖区域、重要和潜在市场地区、创新战略资源聚集地部署智库分支研究机构，或联合本地化知名智库建立合作研究中心，秉持底线本色、融汇本土属性、树立独有品牌、培植思想成果。四是加强国际交流与学术合作。围绕重大国际问题，积极组织或者主动参与国际论坛与学术交流，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

俄罗斯出于对外政策制定的需要，也对我国国际问题智库的研究领域持续关注并进行分析，提出最有效的发展建议，以更好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

4结语

国际问题智库是中俄智库合作的参与者和主力军，也是我国智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针指导下，国际问题智库的影响力将日益扩大，参与国家决策的能力将不断增强。在面对政治敏感问题时，与西方国家智库相比，中国国际问题智库的声音往往代表国家的观点，因此智库专家们的言论更为谨慎。此外，与大多数美国或欧洲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对决策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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