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始末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始末 王宁

[摘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中日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但是该条约的签订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中日缔约谈判是在中苏对抗，中美关系缓和的国际大背景下展开的。国际形势以及中日两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不断影响着谈判进程，最终在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努力下，双方于1978年5月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谈判，并于8月12日正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条约的签署对中日两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反霸条款 中日关系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政府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九条的规定，两国政府先后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协定。并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八条的规定：在各项协定的基础上于1978年签订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该条约的签订过程却充满艰辛，颇不顺利，签约谈判先后历时六年，中日双方甚至曾一度中断过谈判。本文通过分析当时国际形势，进一步梳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过程，探究和平条约签订始末。

1.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设想的提出

根据国际法，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需要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进而从法律上结束双方一直持续的战争状态，恢复彼此间的和平关系，全面解决相互的政治、经济、领土和其他问题。早在中日复交前，周恩来总理与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会谈时就曾提议中日邦交正常化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发表一个联合声明，第二步是搞一个和平友好条约。¹这是因为中日需要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但中国不承认日本与台湾当局于1952年签订的“日华和平条约”的合法性，而日本主张“日华和平条约”，不肯让步。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日本与中国缔结和平条约需要提交国会审议和批准，而这种情况会加大双方邦交正常化的难度。因此，为了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来总理提出“分两步走”的设想。双方1972年9月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第8条规定：为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过程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前后历时六年，其间日本政府经历了田中、三木以及福田三届内阁。

第一阶段是从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起至1974年11月13日中日两国副外长第一次预备会谈。这一阶段内，中日主动接触，以期尽快启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方面，进入1974年后，按照《中日联合声明》达成的协议，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协定》、《航空协定》、《海运协定》相继缔结生效，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日本国内政局动荡。遭到亲台派的不断攻击，1974年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败北，10月又爆出田中首相政治资金来源问题，²田中政权陷入危机，中方希望尽快开启谈判，以期在对华友好的田中内阁任内签订条约。这两方面因素推动中日双方开始缔约谈判。1974年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同日本外务省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在东京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谈。

第二阶段是从1975年1月16日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陈楚和日本外务省次官东乡文彦就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在东京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至1975年9月日本外相宫泽喜一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同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会谈，就反霸条款提出“宫泽四原则”。1974年12月，经过“椎名裁定”，三木武夫出任首相。在这一阶段内，中日先后进行了四轮预备性缔约谈判，但一直在“反霸条款”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致使谈判搁浅。同年9月，由日本外相宫泽喜一提出的“宫泽四原则”标志着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陷入僵局，谈判出现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是从1976年底福田首相上台后，至1978年8月12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一阶段内，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导致双方针对“反霸条款”做出了让步姿态。福田赳夫内阁在上台伊始就出乎中国政府意料，对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表现出来积极的态度。1978年2月，在福田首相积极影响下，停滞近三年之久的缔约谈判在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与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之间恢复。7月21日，中日双方关于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事务级谈判正式开始。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

由此可见，中日缔约谈判进程缓慢，一波三折。而谈判进程之艰苦与当时的国际关系以及中日国内政治局势有密切联系。

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受阻的原因分析

首先，日本对待反霸条款态度不坚决。中日共同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第七条明确规定：“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但在正式缔约谈判时，日本政府内部却在反霸条款上产生分歧，摇摆不定。其犹豫态度之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国外角度看，日本担心“反霸条款”影响日苏关系。1955年日本在日苏复交谈判中提出领土问题，之后又围绕北方四岛问题与苏联展开艰难谈判。日本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入针对苏联的“反霸条款”，无疑会刺激苏联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制造事端，从而使领土归还变得遥遥无期。此外，1974年出任首相的三木武夫提出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等距离外交”方针。上台伊始，三木便提出了分别与中、苏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抱负，并于1975年派宫泽喜一外相出访苏联，进行日苏和平条约的谈判，与此同时启动在东京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预备性谈判。由此可见，所谓的“等距离”，就是三木希望能够站在中苏之间，同时发展日中、日苏关系。因此，权衡利弊之后，日本国内断定在条约中载入反对霸权条款是将苏联的对外政策认定为侵略，认为对将霸权条款写进条约正文需要持慎重态度。第二，从国内角度看，日本外交政策受到来自自民党内的制约。由于三木派自身弱小，不得不借助党内“亲台派”势力。因此，“亲台势力”在三木内阁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反霸权条款问题上处处设置障碍。³尽管三木首相拥有与中国缔结和平条约的意愿，但由于受“亲台派”势力的掣肘，迫使三木在外交政策上不得不做出调整，即对“田中—大平的亲华路线”加以修正，因此对宫泽采取与中国台湾和韩国修复关系的政策采取默许的态度，⁴而这些外交政策的改变给中日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自民党内“亲台”势力极力反对中日缔约谈判。日本亲台组织“日华（台）关系议员恳谈会”和“青岚会”成员与社会上的右翼势力串通一气，多次发动遏制缔约谈判的运动，向积极从事日中友好事业的人士施加压力，⁵严重阻碍了中日缔约谈判的进程。

其次，苏联干涉中日谈判。1975年1月23日，《东京新闻》曝光了中日两国在霸权问题上的对立。新闻波及苏联，以往对此并未关注的苏联立即作出反应，开始谴责中日之间的条约是构筑“反苏统一战线”和“对苏包围圈”，极力阻挠中日缔约。⁶2月3日，苏联驻日大使特洛扬诺夫斯基与自民党椎名副总裁在东京举行会谈。特洛扬诺夫斯基向椎名传达了“日本意欲缔结的日中条约将会给日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带来不愉快结果”这一信息，要求停止该条约的谈判。2月13日，特洛扬诺夫斯基又到首相官邸拜访三木首相，通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亲笔信想日本和盘托出苏方的主张：希望在日苏两国之间讨论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而非和平条约。⁷苏联提出的主张中对于日苏领土问题避而不谈。

最后，中国对写入反霸条款一直持强硬态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值中苏交恶时期，中国国内一直强烈呼吁“反霸权”即反苏的必要性。早在1974年4月，中国根据邓小平副总理在国际资源问题特别大会上发表的所谓“三个世界论”，将苏联修正主义定性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由此公开表明了中国反霸完全是针对苏联的立场。在中日两国的事务级谈判在东京开始不久的1975年1月19日，中国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也明确写有“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等内容。从此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的霸权成为中国的国策。

⁸由此可见，对于中国来说，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已成为原则性问题，不容让步。1975年9月，在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宫泽外相向乔冠华外长提出“宫泽四原则”。“宫泽四原则”的实质是把反对霸权限定为普通的国际原则，而不特别针对苏联，这明显不符合中国的立场，因此中国拒绝接受四原则，并在之后并未对日本方面做出积极回应。其次，中国政府一直对三木内阁能否在缔结条约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持怀疑态度。蒋介石去世后，三木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发去唁电，并且随后恢复日台航线。三木的一系列举动加深了中国政府对其不信任态度，因此中方并未对之后三木的提案做出回应。此外，中日双方当时国内政治局势都不稳定。中国方面，1975年的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当中，政局动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领导人已卧床不起，1976年1月、9月，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辞世。接替周、毛的邓小平于1976年4月再次被迫下台。政治上的不稳定，大大削弱了中国的政治决策层在中日条约谈判中随机应变、积极应对的能力和意志。⁹

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成功的原因分析

第一，日本对外政策的改变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进入1976年后，国际形势与大国间关系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让日本的外交方向出现偏移，而正是这种偏移为中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提供了宝贵的机会。福田上台后提出“福田主义”和“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外交理念。不同于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全方位和平外交”是在坚持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同时，实现与不同意识形态及体制国家的和平共处。¹⁰福田“全方位和平外交”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强日本外交的灵活性。在日本与对中和对苏关系方面，如果说“等距离外交”是同等，同时发展外交，那么福田的外交理念就是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向中苏双方再次强调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立场，为排除今后在日中条约谈判中可能出现的中苏两国的动荡或威胁，明确自己的主体性姿态。在推行“全方位和平外交”的基础上，日苏关系由于1976年9月“米格-25事件”急转直下，加之苏联对日本态度越来越强硬，苏联一再否认与日本之间存在领土问题，日本已从苏联身上丝毫看不出谈判的诚意，就此苏联已将日本彻底推向对中日谈判有利的一方。日本针对苏联的干涉作出“日苏是日苏，日中是日中”的强硬回应。此外，中日经贸往来同样对日本外交政策具有影响。2月16日，《中日长期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以石油为中心的中日两国经济关系也由于该协定的签订而变得紧密稳固。已经团联副会长稻山嘉宽为代表的日本经济界首脑“希望尽早签订写明‘反霸权’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不断催促福田下决心签订日中条约，对他们而言，这一条约的签订具有政治上保障两国经济关系进一步扩展的意义。¹¹

第二，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在“反霸条款”上态度的改变。进入1977年，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整顿1976年以来的政治混乱局势。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四个现代化”，明确了现代化建设路线。此时的中苏对抗虽未结束，但中国已将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重点放在更加务实的现代化建设上。也正是如此，邓小平对日本的经济力量和技术能力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马上加强对日工作。另外，当时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加快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速度。1978年夏天的中越关系更加紧张，在苏联的影响下，越南不断扩张其势力，中国周边形势不断恶化。邓小平认为当务之急是促成中日条约的缔结，以作为牵制越南的力量。因此，中国在反霸条款上的态度逐渐软化。在园田访华之前，据说中国已经讨论了日本提出的多个草案，认为“除了存在个别字句的差异，根本意义没有区别”，暗示中国对日本期待草案表示同意。¹²1978年9日，园田与黄华外长在北京举行外长级谈判，通过谈判，中国强调了苏联的威胁，在保证中日两国将在不威胁近邻各国的基础上，表示应在中日条约中主张反霸，同时黄华外长表示“原则上同意”日方提出的第三国条款，即“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与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事实上，这是日本最希望的草案。至此，一直以来的条约谈判最大障碍——霸权问题获得解决。¹³除在反霸条款上作出让步之外，中国在日本方面特别关切的中苏条约问题和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同样做出承诺。首先在中苏条约问题上，中方承诺在1980年（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期满之际，于前一年以某种形式宣布该条约作废。这标志着以日本作为敌对国的中苏同盟关系正式宣布结束。其次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中方表示4月的渔船事件“绝不会再发生”，¹⁴并且提出暂时搁置领土争端。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反霸条款”上的让步以及在中日政治、领土相关问题上的承诺打消了日方的忧虑，为中日最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扫清了障碍。

第三，美国在中日签约问题上的表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冷战体制呈现出苏攻美守的局面。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倾向于支持中日之间合作。1975年6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召开的日美协会上明确表明了反对霸权的态度。

¹⁵1978年5月3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上，卡特总统表达了希望实现美中邦交正常化的意愿，并公开表示“欢迎日中关系的紧密发展”，支持日中条约的签订。美国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从北京回国途中顺访东京，在与福田和园田的会谈中，原封不动地转达了中国的立场，要求日本不要顾忌苏联，把反霸条款写入日中条约，以促进条约能够迅速缔结。¹⁶由此可见，美国的表态进一步推动了中日签约的进程。

五、结语

对比三木内阁和福田内阁，两个政权同样对尽早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抱有积极态度，但结果是中日谈判在三木内阁时期陷入僵局，却在福田内阁时期得到进展，并最终完成签订。这种“等距离外交”在中苏对抗的历史背景下明显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就是日本陷入自己设计的困境。一方面苏联利用日本的侥幸心理，对其任意干涉，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摇摆不定的态度使中国对三木内阁的领导作用产生质疑，最终失去耐心。

与之相比，福田内阁的对外政策呈现出了较强的自主性，福田赳夫提出的对外方针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量，避免日本陷入中苏对抗的泥潭当中，强调自己第三方的立场。福田内阁能够即时认准国际形势，在看到苏联完全没有诚意谈北方四岛问题后，福田内阁果断放弃了对苏联的期望，将对外工作的重点放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上。在中日谈判后期，即使苏联在北方四岛举行军演以示威胁，日本依旧没有动摇。在福田内阁时期，中日双方均有意愿重启谈判，加之国际形势及两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变化，这使得双方有意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做出让步，正因为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成功。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是中日关系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它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以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和发展，中日关系从此进入新的阶段。

1 张香山：《中日缔约和平友好条约前后》，《日本学刊》1998年第4期，第1页。

2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73页。

3 田庆立：《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1972-2012）》，第62页。

4 田庆立：《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1972-2012）》，第69页。

5 田庆立：《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1972-2012）》，第69页。

6 田庆立：《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1972-2012）》，第63页。

7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75页。

8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74页。

9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77页。

10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79页。

11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81页。

12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84页。

13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84页。

14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84页。

15 田庆立：《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1972-2012）》，第84页。

16 [日]高原明生、服部龙二：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政治卷，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