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美日三国的基础与应用研究融合创新发展

施笑南

【摘要】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全球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传统的＂线性模式＂已难满足自身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结合＂巴斯德象限＂的技术创新模式与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实际需求,借鉴美日两国的基础与应用研究融合创新发展经验，我国科研机构应重新定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关键词】 创新驱动发展、巴斯德象限、融合创新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正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快速崛起壮大，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军事、科技的头号强国，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走在创新发展的前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关系到美国科学发展的若干个问题：如何推广取得的科研成果刺激经济，提高就业机会；如何提高医学科学水平，降低疾病死亡；如何协调公立组织和私立组织的科研活动以及如何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范内瓦·布什提交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这份报告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国家科研机构的建立，这些机构在日后的工作中，对美国的政府工作、全社会基础研究、科学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富有建设性、前瞻性的思考，为美国在战后长期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保证了美国在高尖端科技方面的长期领先地位。但是这份报告在今日看来也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在《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一书中，作者斯托克斯针对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批判了线性模型，提出科研过程中认识世界和知识应用的目的是可以并存的理论，其案例典范是19世纪著名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巴斯德采用科学研究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的路径，寻求对科学问题的基本理解，同时也对社会有直接的应用价值，这种由科学驱动的调查并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研究，弥补了“基础”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差距。

放眼我们的邻国日本，从日本政府和社会对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关系认识的演变的层面来研究，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在癌症治疗方面的贡献授予了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的本庶佑2位专家，此时，全日本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26人。在冷战结束前后的1989年至今，也是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期的末位到现在，是日本平成时代的整整30年间，就有18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还是日本经济走下坡路的期间。这与日本的“对标找差追赶式”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曾经的日本也有过重技术轻科学、缺乏创造性、忽视基础科学研究等社会弊端。日本政府为打破这种“爱迪生模式”的重应用的局面，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的融合创新发展，将1993年定为日本的“基础研究振兴元年”。紧接着在1995年，日本国会一致通过《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突出了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这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刀阔斧的创新毫无二致。举国上下为贯彻落实《科学技术基本法》的政策方针，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两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在2001年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在今后50年内取得30个诺贝尔奖。人们会不会想，这样的日本难道不会又陷入“波尔模式”的纯基础研究的圈子？但其实日本是真正做到了摆脱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线性模式，在20世纪末，日本众多跨国公司对基础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批日本的世界五百强企业都加强了公司内的基础研究实验室的设立工作。比如像三菱、三井等传统意义上的日本财阀企业、以及TOSHIBA、CANON、HITACHI等科技公司投资那些预计不能以某种方式立即应用的研究。日本民营企业对基础科学投资的热情增加，包括前面所提国家层面的“诺贝尔奖计划” 等这些行动，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社会各阶层致力于巴斯德象限的研究，而绝非波尔象限的研究，这使得日本企业的全球原始创新竞争力快速恢复再不断增强的同时，日本整个国家的科学实力乃至综合国力得到大幅提高。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包括2001 年化学奖野依良治、2002年物理学奖小柴昌俊、化学奖田中耕一等人都一再强调，日本不仅是技术强国，同时也是科学强国。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清楚地认识纯基础研究和应用性基础研究的融合特性将对国家的综合实力提升有着巨大的帮助。

纵观全球美日等发达国家后，再回到中国，目前我们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究竟如何，不能妄下定论。单从SCI论文数量上看，依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8年11月发布的数据，中国内地产出论文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4位。2017年被引次数超过10万次且影响因子超过35的国际期刊有7种：NEW ENGL J MED、CHEM REV、LANCET、JAMA-J AM MED ASSOC、NATURE、CHEM SOC REV、SCIENCE。这些国际顶尖学术期刊2017年共发表论文10803篇，其中中国论文699篇，占总数的6.5%，排名第4，但在诺贝尔奖百年历史上，中国内地的获奖科学家寥寥无几。中国目前仍然是基础研究的“发展中国家”，在高端芯片等“卡脖子”技术领域往往受制于人，中美贸易战美国也主要针对芯片等领域给我们的企业设置重重障碍，阻碍我国科技创新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活动长期按照基础与应用研究的二分法，大部分技术转移是通过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延伸与扩散。科研院所作为政府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人力、经费、物资等关键要素的调配都具有很强的技术导向型，不少研究与应用融合度不高，造成成果无法直接应用于产业，有些经过后续开发也无法使用，最终形成了科技创新的一潭死水。在各类产业前瞻领域，基础研究与应用的脱节依然普遍存在。结合工作实际，从参与的省重点研发计划来看，我认为在政府主导的省市区各类科技计划中，调整各个计划的定义范畴势在必行，社发类的基础研究向应用后端延伸，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向两端拉伸，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向前衔接，三类计划彼此包容交叉融合，才能诞生更多的基于应用的基础研究。

【参考文献】 [1]唐纳德.斯托克斯 著、(中)周春彦/谷春立 译《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 科学出版社，1999.10。 [2] 甄子健，日本科技计划体系及其组织管理机制，《全球科技经济瞭望》[J]，2014年第6期：45-51 【作者简介】施笑南，1984.10，男，汉，籍贯江苏，研究方向：科技管理、技术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