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勿夸大中美贸易收支失衡的问题

孙立坚

因此，基于上述世界经济当前所面临的结构转变的紧迫性及其所带来的各种严峻挑战，本文在讨论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内涵后，将进一步围绕此核心问题，继续深入探讨以下几个主要内容：首先，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存在哪些“误解”，由此带来怎样的负面效应？其次，为什么人民币升值和政府的海外采购行为无法扭转中美贸易的失衡格局？中国富人们海外大量的消费为什么不能在国内产生这样的持续的进口规模的增长效应？第三，中国的内需究竟靠什么？美国的储蓄增加就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一种良药吗？最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解决贸易摩擦的问题？

一、中国贸易收支的失衡格局和由此引起的内外误解

中国人民银行15日公布，截至200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3992亿美元，同比增长23.28%。其中，2009年四季度各月利用外资分别为71亿美元、70亿美元、121亿美元，尤其是12月份外资利用同比增加103%。此外，2009年12月份我国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8%。从这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双顺差”的结构延续和近来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状况来看，似乎迎合了目前海内外一个共同的“偏见”：对中贸易摩擦是中外贸易收支失衡的必然产物，而中外贸易收支失衡格局不改变就会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的大幅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强调的经济“再平衡”就是中国对外收支的再平衡。为此，中国应该采取一切的必要手段来改善自己对外贸易的不平衡问题。

伴随上述这样值得商榷的“基本认识”，内外学界、业界和政界甚至社会的一般人士又产生了下列一系列的“误解”。比如：不少人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国，出口的第二大国，继续贸易顺差，躺在外国人“支付”的财富上实在说不过去。这就是一种贸易顺差是“利”、贸易逆差是“损”的错误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孰不知欧美很多发达国家长期就处于一种贸易逆差状态。那里的老百姓为自己能够选择更多的海外市场才能低成本生产出来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感到自豪和愉悦，很多企业通过“外包”能够得到更多价廉物美的生产零件而感到获益不浅。即使中国出口，也常常为外汇占款而烦恼，更何况中国大量引进外资的结果带动了它们本国对华出口的增长。而他们企业大量海外市场的渗透，也激活了本国市场中那些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的成长。

另外，更有煽动力的说法是今天美国双赤字,国家借钱,民间也借钱——他们已经开始变穷,这场金融危机会让他们变得更穷;而中国在危机中已经将自己拥有的美元对外债权规模达到了世界第一位,所以,中国客观上是世界最富的,中国应该多花钱,多承担世界经济格局失衡调整的国际义务。中国真是很富、美国真是很穷吗?我想这种危险的“偏见”是对国际收支指标的解读存在严重的误读所致!虽然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大国,这只是货币化后在账面上反映出来的数据。殊不知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之一，他们每年在海外形成的净资产规模能够为他们今后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源源不断的资源，他们的投资扩张会不断给他们带来持续稳定的海外投资收益的增长，这些盈利格局是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远远赶不及，不得不为此望洋兴叹的。再加上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知识产权和一流的创造知识产权的教育体系，而且，500强企业的大多数都是“美国籍”的，它们拥有的品牌效应随时都可以让他们创造出货币价值来。同时，美国最大的受益来自于它的大市场所支撑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庞大的美元“铸币税”不仅给它带来“直接”的收益，而且也带来了能随时向下调整它对外债务货币价值的“间接”利益。即使不看这些，再回到最基本的3万多美金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也让我们这个被“富裕”的国家感到提升国家实力的紧迫性。把中国这个还在发展阶段要养活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和一个基本人人都达到（至少相对中国而言）高收入水平和拥有丰富的、暂时没有货币化的无形资产所组成的国家，来比较账面上“总财富”的多少，这只是一种富人傲慢十足的表现——“有意”在寒碜中国！所以，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讲，中国今天“高储蓄高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它目前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美国的“高消费高创新”也是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所自然形成的格局。

再则，又有一部分人认为，中美贸易逆差的总量占美国总逆差规模的32.8%，所以，中国只要把对美出口总量控制下来，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就会大为改观。孰不知中美双边贸易的萎缩对美国也是一种损失，如果美国想摆脱损失，他可能就要寻找能够替代中国的贸易伙伴，只不过这样规模的替代者很难找到。于是美国就要做两难的选择：要么拿起保护主义追求形式上的平衡，要么正视国际分工的格局，探索“后危机时代”能够给世界带来双赢的美国的“比较优势”。因为现在是民主党时代，更倾向于保护本国的“弱势群体”，所以，对外贸易摩擦势在必然，而且程度会不断升温。

还有不少人认为，要解决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结构，需要双方国家政府采取同方向的政策措施。比如，美国应该提高对中国进口的关税，或者对中国施加反倾销、反补贴等手段的贸易战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中国则应主动让人民币增值，或者放弃贸易补贴政策，或者采取自律性地控制出口数量等。我们先不对这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做更多地深入分析，只想根据以往日美、日韩贸易战的经验评论几点：那就是这样的方法美国在和主要贸易的伙伴的摩擦中都程度不同地运用过，但效果非常短暂，也与改变贸易不平衡的初衷有很大的背离。比如，日元增值非但没有改变日美贸易收支不平衡的格局，反而让日本经济进入了深重的泡沫经济和崩盘带来的漫长的经济低谷时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呢？这主要是人们常常混淆了“周期性”贸易收支变化和“结构性”贸易收支变化的本质上的“差异性”。结果没有花力气去改变“结构”，而主要用政策手段去和“周期性”的内在变化力量进行抗衡，最终效果适得其反。

二、贸易摩擦“倒逼”不出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的成功转型

众所周知，中国在2005年7月放弃了事实上的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政策，人民币在随后的3年间升值近20%。而自2008年夏季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到世界经济的时候，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几乎再没有更大的变化。可是有趣的是，在升值期间，中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而金融危机后期，虽然人民币汇率没有增值，但中美贸易顺差在大幅减少。按照中国出口产品靠价格竞争的态势应该会出现人民币增值的效果要明显高于当时日元升值对其靠附加价值出口的企业的抑制效果，但从对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带来多大变化的最终结果来看，中日两个案例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反而是当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利用日本低息条件借日元换高息货币的投机资本因国际金融市场收益状态的严重破坏开始回流日本偿还日元债务，结果造成日元需求的急速增加而带来了日元大幅升值，此时，确实看上去日本企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产品出口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是，结合中国案例仔细一想，还是由于经济基本面的恶化造成美国市场的消费和投资能力的丧失，才在中日对美国的出口上起到了主要的抑制作用。不管怎么说，外生的汇率政策、影响最终价格的税收调整手段、数量限制等措施对贸易收支的失衡调整作用是“顺周期”的，很有限的、而且是不可持续的。而美国进口市场基本面的恶化——储蓄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金融体系“去杠杆化”，才是真正形成了对美贸易收支平衡“有效”调整的“结构性”内生动力。

另外，金融危机后出现中国的富人阶层“特地”到异国他乡进行“奢侈”消费的状况。他们的消费趋向是直冲“高附加价值、世界名牌的商品”而来，个人采购的数量之多、价值之大让处于危机状态惶惶不可终日的奢侈品商店带来了复苏的希望，也让很多外国人大饱眼福，甚至形成了今天“中国人很有钱”的错误判断。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不能在中国市场消费，拉动中国的“内需”或“外需”呢？稍微调查一下，我们就能找到几个富人不想在国内消费的理由：一可能是国内市场所提供的产品结构比较集中在低收入人群上，这就和我们企业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发育的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是国际品牌进口代理店的价格偏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优惠价格的好处，三是服务水平跟不上。不管是事前购买时，客观透明的产品性能介绍（而不是一味地推销产品），还是事后对产品维修和增值的“后续服务”上，都没有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四是山寨机流通较为广泛，在一般的店中购买品牌或奢侈消费品时感到“不安心”。而到国外，即可以充分比较和选择自己中意的消费品，而且也不用顾忌店的名誉好坏问题，能够享受消费物有所值的商品所带来的“幸福”全过程。五是在国内不敢显“富”。这和中国产权制度还不完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见，在所有这些“结构性”的内生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族群也不一定能在政府内需刺激计划的带动下发挥出他们应有的健康的消费力量。

事实上，世界经济的发展存在一种可持续的、健康的“失衡”状态——它是在各国健康的经济发展（或投资和消费）的“内生结构”中，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原理所建立起来各自合理的贸易结构反映出来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破坏各国健康的经济结构去人为地调整世界经济平衡状态所反映出来的扭曲现象。当然，为了保证这种健康“失衡的经济结构”能够可持续的维持下去，需要建立起一个全球统一的监管模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于是这种健康状态下的“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或者由此反映出来的国际收支（经常收支和资本收支）的不平衡，是人们合理安排自己的投资和消费的最优产物，也是世界各国“各取所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好坏之分，更谈不上什么善恶之分。相反，人为地去加以调整这种健康的“失衡状态”，结果只能是破坏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的良好秩序，而对当事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最多也是短暂和有限的。

三、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转变需要制度优化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供需两大层面上：从需求面上讲，今天，影响中国经济“内需”增长的障碍主要来自于三大方面。一是在广大的农村，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十分严重，尽管农村城市化来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就业是释放这种消费能力的关键所在，但在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环境中，如何让农民按照市场的运营模式积极加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村城市化建设中，这是未来我们所需要挖掘智慧、拿出勇气来解决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它是靠人民币升值和贸易制裁等手段所不能改变的局面；二是即使在城镇，通过这3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居民的财富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是，却依然存在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的问题，而今天如何推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建设，将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依赖（金融）投资以达到“自我担保”效果这种“非理性”的资产配置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三是我们不能回避中国经济今天所面临的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富人群体虽然是少数，但掌控着中国大量的财富资产。而且他们财富增长的机会比起上面两层群体要多得多。同时他们又有旺盛的消费愿望和投资能力，只是今天在国内无法完全实现他们所渴望的消费方式而已。这里有我们厂商产品的定位问题，有我们自身品牌不过硬的问题，也有我们产品的诚信和后续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当然富人们有些消费意愿虽然能够实现，也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拉动效应，比如高档的住宅楼，但这种消费可能会带来八成中低收入的生活成本增加的问题。解决不好后者的问题，不仅是富人消费带动的内需不可持续，而且会破坏社会和谐的基础。

从供给面上看，阻碍中国产业结构按照国内市场需求成功转型的因素也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产权明晰程度较低，由此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在物流、售后服务、消费意识、诚信文化和公平竞争程度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商业环境，和欧美成熟市场相比相差太远，所以，即使国内存在潜在的消费市场，但消费者和厂家都会感到“不安心”，显性和隐形的交易成本很大，而这些状态的扭转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加快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体系优化的步伐。二是专利保护的环境和创新文化严重缺失。今天优秀大学生主动去创新立业，会遭到担心孩子生活稳定的“好心”家长们和亲戚好友的激烈阻挠。而且，由于专利保护的制度还没有成熟，扶持创新的金融环境也还刚刚起步，所以，我们既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一次创新活动，也没有像日韩那样根植于企业内部的大规模的二次创新活动。相反，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上却反而能表现我们自己当前所向披靡的人口红利优势。三是人才流动（甚至更广泛的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较高，无论是（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还是工作机会问题，无论是教育质量（也包括社会伦理）问题，还是生活环境成本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企业自发的融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活动中。而过度依赖政府去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执政部门如果不注意方式很可能会带来更多负面的外部性。比如，重复建设、形象工程、腐败贿赂、国进民退、恶性竞争等问题就会不断冒出。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拿出具体的有效解决方案可能还需要时间。

由于我们自身发展阶段的限制和改革不到位，让我们内生决定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肩负的成本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如何保持发展来改变上述结构性的问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可是，那些周期性失衡状态下看似有效果的调整手段拿过来解决今天中国结构性的问题，不仅是用错了药，而且副作用会很大。

就拿我们自身的外汇占款这个结构性问题来说，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表现为人民币的需求空前旺盛，央行不得不被动的放出本币，即增加货币供给；但为了防止由此加剧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又不得不让央行抽紧国内的银根，这样一来中国自身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正常资金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另一方面，伴随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的美元疲软现象对实际上盯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无形之间施加了不可低估的增值压力，再加上一些欧美企业的利益集团通过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也反复对中国施加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一时间市场对人民币增值的预期越来越强，大量的热钱也通过各种渠道在不断地流进中国，而使外汇占款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种靠外生的本币增值所带来的“货币错觉”和短期资本流入来补偿经常项目的逆差（增加消费信用）的做法，以达到改善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这对内在经济结构缺陷较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可持续的。更应该清醒的是，即使流进来的优良资本也是看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潜力的，但是他们也绝对不会流入到我们没有改造好、而且充满泡沫成分的银行和企业中。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发展和改革，只有它们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才会自然而然的缓解“结构性”贸易不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