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大学开女禁的过程

尹旦萍

作者简介：尹旦萍（1973-），女，哲学博士，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针对女子大学有限而女性又不能入读普通大学的现状，发起了一场大学开女禁的运动，并取得了成功。这一运动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女性教育开女禁

在现代社会，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是男女平等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体现。在大学校园，男女生已没有明显的数量上的差距。可是，女性享受大学教育权利的历史不到100年。就在100年前，中国大学的大门对女性却是紧扣的。大学禁女生的局面，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改写。本文将对五四时期的大学开女禁过程进行梳理和呈现。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女学发展的状况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支配下，女性整体被排斥在学校教育系统以外，仅少数开明人士在家设塾，延师教授自家女儿。广大女性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家庭教育。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状况才随着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创办而打开了一个缺口。从1844年第一所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女校在宁波诞生，在其后的60多年里，教会女学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自小学、中学、中等以上专业学校至大学的相对封闭的系统。在学制和课程设置方面，教会女校也与普通学校渐趋一致，以西学为主，中学为辅，并侧重对学生进行西方生活方式的训练。尽管教会兴办女学的直接目的是在中国培植女性传教骨干，扩展教会势力，实施文化侵略，但它塑造了第一批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群体，客观上为中国女性受学校教育开了先例，为以后中国人自办女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国人自办女学的呼声起于戊戌维新时期，初步实施则始于20世纪初。1903年，清政府颁行的“癸卯学制”，明确提出应对女性施行学校教育，女性教育应自成一系统。1906年，西太后面谕学部实行女学，正式宣告女学开禁。官方以制度的形式为女性教育解禁，意味着女性教育在中国首次有了合法的身份，被正式纳入学制系统。在这一相对宽松的氛围下，兴办女学成为志士仁人中关心女性命运者孜孜以求的事业。中国人自办女学突破了教会女学一花独放的局面，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新鲜事物。但女性教育自诞生起就举步维艰，在重重阻力下踽踽前行。

从女性教育的学制看，清末官方设立的女子学校只有小学和初级师范两种，小学又分为初小（4年）和高小（4年），分别比男子少一年。高小毕业后部分女生可入师范学堂深造，藉以培养小学教员。由于没有设置女子中学和大学，多数女生小学毕业就意味着学校教育的终结。民国初年实行的学制改革，增设了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使女性在接受中等教育方面取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但由于学校数量太少（1919年以前公立女子中学全国仅9所），绝大多数女性只能望尘莫及。1915年，袁世凯政权公布《国民学校令》，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男女生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可同班。当时一般大学未开女禁，只有教会办的三所女子大学（即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女校）能给女性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19年4月，北京女师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才有了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但仍远远不能满足有志求学的女性的要求。

二、大学开女禁的过程

女性通向大学的大门是由一个女青年叩响的。甘肃女青年邓春兰出身于开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过小学和中等师范教育，两个弟弟都在北京上大学，得天独厚的家庭背景使她有幸获得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信息，接受了民主平等启蒙思潮的洗礼，被吸纳入新文化的网络。渴求知识，却又被教育制度排斥于大学校园之外；身为女性，又平添了对女性问题的真诚关注，于是她决定以绵薄之力叩问大学校门。据她后来回忆：

我是一个女子，当时我感觉最有兴趣的是妇女解放运动。虽然我本身在家庭中没有受到封建压迫，但是在社会上处处看到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我想到男女既然应该平等，为什么在教育方面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还不革除呢？就高等教育说，男子可以入各式各样的学校，学习各种专业，而我们女子则只有一个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可入，其它的高等学校都不能入呢？这不是太不平等吗？我要打破这个不平等的局面，要做到各个学校一律招收女生。[1]

1919年5月19日，邓春兰毅然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表达自己的希望，信中写道：

孑民先生钧座：敬启者，春兰早岁读书，即慕男女平等之义，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合乎人道主义，且国家社会多一半得力分子，岂非自强之道？……春兰拟代吾女界要求先生，于此中学添设女生班，俟升至大学预科，即实行男女同班。春兰并愿亲入此中学，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如蒙允准，春兰即负笈来京，联络同志，正式呈请。[1]

此信寄到北京时，正值蔡元培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愤然辞职，故未得到答复。1919年7月，北京女子师范从各省招生，邓春兰自费赴京求学，启程前她又拟成《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的倡议，后附致蔡先生的信，由其丈夫转交报界，为争取大学开女禁再作疾呼呐喊。倡议写道：

欧战告终，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战功勋，实行获得参政权利，出席国会，为议员已有多人，将见其女总统出现矣。反观我国教育，尚未平等，遑论职业，更遑论参政……鄙意以为与其依赖他人之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天下安有不耕耘之收获哉！顷拟组织在学解除女禁请愿团于北京……则联合同志用种种方法，以牺牲万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运动，务达我目的而后已。[1]

显然，邓春兰此行已不是为个人求学而奔走，而成为呼吁大学开女禁、联合女界为争取女国民权益而作的社会动员。

不久，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了她给蔡元培的信和倡议书，并称之为“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2]，引起了一场关于大学开女禁的激烈辩论。《少年中国》特设“妇女号”专刊，辟出专栏讨论这一问题。第一篇就是特约胡适写的《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胡适在文中他表达了主张大学开女禁的观点，并建议开女禁的进行次序如下：第一步，大学当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第二步，大学当先收女子旁听生；第三步，女学界的人应该研究现行的女子学制，改革课程，使女子中学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的入学程度相衔接，使高等女子师范预科的课程与大学预科相等，最好添办女子的大学预科。[3]周炳琳写了《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一文，认为大学开放是女性解放的“第一幕”，且“可以即刻实行起来”，他对此充满了信心，相信“只要你们能够打门，开门的人不会没有的”[4]，激励女青年勇敢地争取进大学的权利。

当大学开女禁的呼声高涨之时，一些人反对大学开女禁，理由不外乎两条：第一条是女学生程度低，不够入大学的资格。对此周炳琳反驳道：“现在的女学生能够入大学本科的固然不多，可是能够入大学预科的我相信很多”[4]。他指出胡适提出的大学开女禁的第二个步骤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权宜之计，第三步便可培养够入大学资格的女生。因此，这一理由并不能成为反对大学开女禁的依据。第二条理由是一些封建卫道士提出的，他们认为男女同校有违礼教大防。江苏省议会议员朱德恒提议除小学外一律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合校，为全国极大污点，为人心生死关头。……若不及此禁止，将来相率成风，礼法日亡，廉耻渐丧”，故提案“中学以上各校，一律禁止男女合校”，以“防流弊而端教育”。另一位议员刘长春的态度更坚决，认为“创为男女合校之说，以蛊惑少年子女……举数千年杜渐防微之道，一朝而铲除之，邪说害民，莫此为甚。”他提议将男女合校“视为公敌，纠合各省，协力死争”[5]。

对这些道学先生的污蔑，女性主义者们予以了坚决的反击。他们认为，男女分开教育，才是导致礼教溃决的真正原因。罗家伦说：“两性相爱本是人类的天性，天性可以防范得了的吗？防范愈严，横溃愈甚”[6]。若要建立男女间正常自然的关系，“除非男女同校”。1919年上海《星期评论》杂志社以“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为题向胡适约稿，胡适答道：“女子解放当从女子解放做起，此外更无别法”，首先是女性教育的解放，“解放的女子教育是无论中学大学，男女同校……初办解放的教育一定有危险的，但是这种危险没有法子补救，只有多多的解放。解放是消除解放的唯一法子”[3]。陈望道也认为，“如以个人之败行，即指为合校之流弊”，实为“因噎废食之见”[5]。这些有力的回击将反对派驳得哑口无言，大学开女禁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1920年1月1日，已复职的蔡元培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演说，巧妙地宣布了北京大学开女禁的决定。他说：

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7]

这段话“实则可以箝教育部之口，拒反对者之标的”[8]，大学开女禁的要求首次得到了委婉的肯定答复。1920年春季，邓春兰、王兰、查晓园等9人成为北大文科首批女旁听生，后来陆续正式招收女学生，中国大学男女共校迈出了第一步。1920年2月27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四号在“本校要闻”栏内刊登出《女子共学的先声》一文。徐彦之认为，这一件事“算是深冬时节的霹雳一声雷，惊人不浅”，更是“民国教育史上一个大纪元”[2]i。时任南京高等师范校长的陶行知也于1919年12月在第十次校务会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案”，并于1920年夏正式招生。这样，南北相呼应，从1920年暑期后，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和私立沪江大学正式招收了第一批女学生，继而各地公私立高校也起而仿效，陆续招收女生，大学男女同校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潮流。

大学开女禁在当时的中国不仅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为女性接受大学教育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众多的女性终于走出家庭，迈向学校，得惠于现代教育的陶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新女性群体，在其后的社会发展和革命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学开女禁标志着女性被排除于高等教育系统之外的历史的终结，并为女性其他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是中国女性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进步。

参考文献:

[1]邓春兰.我请求北大开放女禁的经过[C].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3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85

[2]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同学记[C].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上海:三联书店,1981:262.

[3]胡适.大学开女禁的问题[J].少年中国.1(4).

[4]周炳琳.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J].少年中国1(4).

[5]陈望道.陈望道文集[C]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74.

[6]罗家伦.妇女解放[J].新潮2(1).

[7]蔡元培.蔡元培先生言行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256.

[8]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