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背景看李白诗歌风格形成的因素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1-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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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代背景看李白诗歌风格形成的因素

顾芬

云南宣威市第三中学顾芬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改变由盛转衰终至灭亡的命运。在强盛的唐王朝走向衰败的同时,也诞生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李白作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者,其文学地位以及对文学的贡献是无可厚非的。

自李白成名一来,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论作是多之又多,但都基本上是言其诗歌风格的“飘逸”、“豪放”,“飘逸”、“豪放”固然是李白的诗歌风格,但只是其中之一,其诗歌风格除了“飘逸”、“豪放”之外还有其他风格。对此,安旗先生也曾经发表过专题论述,且言李白的诗歌风格不是“飘逸”、“豪放”就能够概括的,学术界对此也是颇为关注的,但目前新兴的对李白的“论述”也大多是论述李白诗歌风格的“飘逸”、“豪放”。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时事著就英雄”。可见,英雄本身的因素固不可少,但其外在的时代背景也是无比重要的,李白独特的诗歌风格与其个性密切相关,但其时代背景的影响也是不可分割的。在不同的时期,也显示出其不同的风格特色。总的说来,其诗歌风格可分为早期的“飘逸”,中期的“豪放”,以及晚期的“悲壮”。

一、少年的“飘逸”与“浪漫”

李白的生世是扑朔迷离的:有的说他是陇西人(今甘肃),有的说他是四川人,有的说他是山东人,也有人说他是外国人(今吉尔吉斯碎叶城)。李白的出生是个迷,没有具体的史料能确切说明他的生世,就是李白本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会说出不同的籍贯;但可以证实的是李白从五岁以后的二十年里都是生活在四川,其父李客在其五岁时迁居到四川绵阳,当时的绵阳青莲乡;因此,李白在后来也有了“青莲居士”的称号。李白的父亲是个商人,曾经几次迁居,其名“客”也值得人们深为探讨;李白曾自称是飞将军李广之后,但也有人认为李白祖上可能与皇室有关,在武则天当政时期,曾大肆屠杀李姓宗嗣,而使李客几次迁居,其名也改一“客”字。

李白年少时很好学,读遍诸子百家,又习剑术,是其自己的爱好呢,还是其家世的关系?这就无从得之了。李白的出生虽然无法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年幼时是生活在“开元盛世”的时代,安宁的社会也带给人们安宁的生活,李白对老子、庄子的道是有很深见解的,从其一生的创作和生活都可以明显的看出。而四川也不缺乏名山大川,李白的成长之路是从四川开始的,四川雄奇壮丽的自然山水和特殊的人文环境培养了李白“飘逸”和“浪漫”的气质,他行侠仗义,炼丹求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李白成就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四川,当时最为人们传诵的人物莫过于司马相如;每个少年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偶像,我想李白心中的偶像便是这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在蜀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文气纵云,还拐走富家千金卓文君,可以说司马相如是要才有才,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又得美女青睐,这又怎能叫人不羡慕呢?少年的李白便向着司马相如的方向发展,模仿司马相如的赋写下了《明堂赋》《大猎赋》等作品,其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天纵奇才。对于李白的“飘逸”和“浪漫”,人们都一致认为是天生的,别人是学不来的;正如唐寅的《桃花庵歌》所言:“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李白是有着狂傲的资本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这是一种傲视天下舍我其谁的狂。

巴山蜀水养育了“飘逸”、“浪漫”的李白,李白在二十五岁出穿以后,便再也没有回到过四川。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春,他带着一名随从离开了生活过二十年的地方,他先是在蜀中游走了大半年,重登峨眉山。次年春天才真正出川,巴蜀的险山涉水、崇山峻岭被抛到身后,李白曾有诗《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说到此,可以说李白还是一个没接触到社会,没接触到官场,身居世外的单纯青年,他狂傲不羁、满怀抱负,他希望将自己的满腔热血洒向大唐王朝,他描绘自己说:“身不满七尺,而心胸万丈。”

二、“豪放”并自信的宦海挣扎

李白自离开巴蜀以后,一路顺江而下,并且向着自己的仕途迈进。对于李白而言,他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考上了还得从小官一步步往上怕;在汉朝有举孝廉,在唐朝则有取诗士,以诗取士成为了诗人踏入仕途的一条捷径。在唐朝,这个开放的朝代,各种社会风气流行,只要有所为便能出名,就想现在的网络时代,网络名人也是很多的,真正有才学的人是会被认知的。李白便是以诗出名的人,他游览到楚地时,已经成就了其名气,李白很自信,他相信自己的仕途定能有所成就。他的诗歌风格仍然保持着“飘逸”,但此时,给人感觉更多的是“豪放”,还有“浪漫”。朝鲜诗家李瀷认为李白的“浪漫”风格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李白的“浪漫”是受到屈原《离骚》的影响。此外,李白在楚地认识了一个朋友吴指南,吴指南也是四川人,在旅途中染病身亡,李白出钱安葬了他,后来过了几年,李白又将其迁葬于鄂城(今武昌)之东;经此一事,人们都称赞李白很讲义气,但也有人认为李白有借此扬名之嫌,就像现在的一些名人总爱搞点八卦新闻出来,以此引起别人的关注来增加人气。李白讲义气埋葬了朋友,但为何又要多此一举,过了几年又来迁葬。

李白经楚到了扬州,在扬州后的一年里,李白广交朋友挥金如土,过的都是豪放不羁的浪漫生活;在尘世潇洒够了还进到天姥山,留下了其寻仙求道的见证《梦游天姥呤留别》(有的诗学家认为这首诗歌是后期李白被唐玄宗罢去,李白游览众山后而作)。待其飘渺够后,回到扬州,李白病倒了,而原来一起潇洒挥霍的朋友都不来看他,一个个都躲了起来,李白饱偿了人间冷暖,写下了《静夜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也许是李白出家外游以来第一次思想之作。就在李白最危难之时,他的一个朋友还记得他,那就是同是伟大诗人的孟浩然,孟浩然请郎中为他看病,并为他张罗了一门婚事,女家的祖父曾做过宰相,穷困潦倒的李白应下了婚事,并且是倒插门;此后李白又有了钱,又过上了豪放不羁的生活。后来孟浩然去了扬州,李白作诗送其上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之后便再也没有和孟浩然相见。李白有着任侠的风格,对于一个侠客来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真正的情谊是存在心间的,这也表现出李白豪放不羁的个性。

李白入赘宰相家,又有了钱,但许家的关系已经是“人去茶凉”,不足以让李白踏上仕途之路。李白为了踏入仕途不停地与地方官交接,但其狂傲不羁的性格又注定李白不可能以此踏入仕途阶层。李白以:“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的姿态来拜会官员,又怎么能得到官员们的好眼,这样的狂傲,注定李白的仕途之路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为了踏上仕途,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第一次来到了长安这个唐王朝的政治中心。虽然李白进了长安,但又因其狂傲不羁的性格得罪了当朝权贵,权贵们从中作梗,使李白空怀抱负而不得施展,李白的希望也化为泡影。李白原抱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希望来到长安,有望成就一番事业,结果却出呼意料。这时候的唐王朝仍然处于开元盛世的余光中,全国还是一片繁荣的局面;李白也正处于旭日动升的状态,正是生命力最为强劲的时候,加之这是李白在唐王朝政治中心的第一次挫折,可以说并没有真正触动李白的信心。李白“豪放”、“飘逸”的个性,他写下了《长相思》《将进酒》等巨作。他怀才不遇,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有结绿珍,久藏浊水泥。”、“宝刀隐玉匣,锈涩空莓苔。”但他仍然豪情不倒,仍向着理想的高峰冲击,说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理想抱负,这时的李白还是满怀豪情壮志的。

就这样,李白在宦海摸爬滚打了十年。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终在机缘之下结识了玉真公主,通过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召见了李白,李白一跃成为了天子近臣。李白接到诏令只身骑马飞奔赴长安,他说:“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书情赠蔡舍人言》),“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赠溧阳宋少府陟》),“昔骑天子大宛马,今乘款段诸侯门。”(《江夏赠韦南韩陵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他到晚年都还在回忆:“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玉壶吟》)

在李白进长安时,所谓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日看尽长安花”。他终于如愿以偿,就像司马相如一样,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京城里,受到皇帝召见之人又岂会是无名之辈,李太白的名字也不胫而走,可谓是门庭若市,拜访他的人很多;李白最终凭其才华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奉为供奉翰林。可以说李白实现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的豪言。李白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他在长安一待三年,作为供奉就必须赞誉皇帝及有权势的人,他有三首诗赞誉杨贵妃,就是《清平调》: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槛杆。

其中《李白大辞典》言:李白的三首《清平调》是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讽刺。不过大部分人不这么认为,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再结合李白的心境和他急于仕途的心情,李白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赞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李白生性狂傲,加上他那“豪放”的作风,不免得罪一些小人,从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鞋这两个事件来看,李白的本性可见其然。杨国忠捧砚,有后人说是杨国忠尊重人才,因为杨国忠的种种劣行,人们才把此事当作是李白在教训杨国忠;但是高力士呢?太监是封建王朝的特殊产物,尤其是皇帝身边的太监,这个太监总管也许就怀恨在心,谗陷李白,加之李白那“豪放”的酒鬼形象,最终也使唐玄宗对李白产生了厌恶,以“非廊庙器”和“此人固穷相”为借口,“赐金放还”打发李白走人,实际上就是把李白放逐出京城。

李白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人间,长安这个让李白风华三年的城市也成了李白的伤心之地。此时,李白的诗歌风格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变,“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高不可攀。”、“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李白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了更深的体会,这也激起了李白的愤慨之情,同时也反映出唐王朝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日中则移,水满则溢,月满则亏。”经过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唐王朝最终也由光明走向黑暗,由兴盛走向衰弱,由高峰走向低谷。在一时期,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见证者“李白”,这个伟大诗人的创作也发生了转变。

李白对自己被小人谗言离间而离开长安,使自己的理想抱负真正化为泡影而愤慨,同时也对贤人受到迫害而抗议。李白往后的诗歌作品也常常喊屈叫冤,为自己鸣不平,并自比于屈原,如同屈原一样,把权贵、小人比作是:“鼠虎”、“无盐”、“东施”、“萧艾”、“浮云”、“燕雀”、“群鸡”等等;而把自己比作“松柏”、“芳草”、“天马”、“大鹏”、“鸾凤”、“明珠”等等。这些在李白此间的许多作品中都经常出现,表现出李白愤慨、郁闷的心情。同时,也展现了这一时代的风貌,唐玄宗从开始的励精图治到贪奢淫欲、腐败昏庸,听信小人的谗言,使得一批真正的文人治士离开了黑暗的官场,忠仁之士惨遭小人毒害,这在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也不足贵,穷也不足悲。韩信羞将绛灌比,弥衡耻逐屠沽儿。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表现的淋漓尽至。这些都表现出李白对自己鸣不平,对时世的变迁——王朝由盛转衰、君主由明转庸,而发出强烈的抗议。

在李白被放逐出京城的十余年里,李白过的也很是潇洒,自己的理想抱负化为了泡影,李白也集中心思在求道炼丹上;在此期间也前后结识了杜甫和高适,并一起游览名山大川。李白曾经在皇宫里当过供奉翰林,是很有名气的大诗人,杜甫和高适都是很崇敬他的,杜甫曾有诗赞誉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杜甫、高适三人都属于仕途失意之人,所谓臭味相投也好,同志之士也罢,像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三人最终也是各奔前程而散去。

三、“悲壮”的粟黎之情

社会因动乱必然会引起思想意识、政治、文化、经济的变迁,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暴发,且历时八年,这也是一次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激发所带来的灾难,最终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安史之乱”带来了灾难,也带来了文学思潮的变迁,正如王瑶先生在《李白》一书中所言:这次叛乱给唐代的历史划上了一条界线,也给文学带来了前后不同的特色,“安史之乱”也标志唐王朝由兴盛正式转向衰败,大多文人也转向对国家命运、黎民百姓的关心,李白可以说是一个爱国者,其强烈的入仕心境的原因我们不可考证,但其满怀抱负,报效国家的理想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以其诗歌“怀才不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李白也希望像开国元勋李靖一样“出将入相”总的来说李白很自信,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其诗《代寿山签孟少府移文书》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华,然后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这是大部分文人都有的政治理想,“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自身”,但李白的这一身可谓“穷”矣,“达”的也怕只有奉诏入京的三年时光。

自从李白出京以来,“游四海,览乾坤”,尤其到“安史之乱”时期,李白也是“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白骨成血山,苍生竟何罪!”表达其对国家昔盛今衰的感叹,对浮民苍生的关注,也反映出其粟黎之情,李白在乱世中也只是苍海一粟,忙于奔走逃离战乱,但他仍不忘“胸怀社稷”、“心系黎民”,其诗《经乱离后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中言“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馀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奔亡道中五首(其四)》“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这一时期,李白诗作已失“飘逸”之风,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悲凉的心境和感慨,李白他悲愤、忧郁,社会的动乱给李白的诗风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李白这个时期的仕途是坎坷的,国家也日渐衰败,十年漫游,“家事,国家,天下下事”皆尽收眼底,李白生活和经济状况也日渐不佳,乱世的纷争使李白也要悲凄“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世道日夜长,浇风散淳源。”李白当年的“豪放”、“浪漫”、“飘逸”已不复存在,“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日贫。丈夫何事空啸傲?不如烧却头上巾。”诗言志,正说明了一点:李白的理想抱负不能得以实现,他从天堂掉到了人间,他的诗歌风格一步步趋于现实,真正地接近了人民,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幽愤和沉郁之情(粟黎之情)。

李白作为一个伟大诗人,一代文学巨擎,他对文学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可以说李白有自己的信仰,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他有对道教、神仙的执着追求,对于永王幕府的邀请,李白不顾家人反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永王的队伍,也许在荒废十数年之后,李白觉得自己东山再起时机会来了,终于有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对此,李白诗兴大发赞誉永王“二帝巡游俱来归,五陵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李白的豪情壮志又回来了,其诗《在水军宴韦司马楼船观妓》“摇曳帆在空,清流顺归风,诗因鼓吹发,酒为剑歌雄!”

但是不久后,肃宗(太子李享)打回来了,永王李璘兵败被擒,李白逃奔,亦被擒,他也自知附逆死罪,因其名气,众人说情,最终被肃宗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时年,李白已57岁,这次对李白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他的政治理想完了,他的人生抱负完了,险些连他的命也完了,至此,李白的创作完全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悲壮”。人生太多坎坷路,肉体上的折磨不算什么,精神上的折磨才是真正的伤到人心灵的,尤其是对一个满怀理想抱负的人,李白在垂危之际写下了《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在他生命即将燃尽之时,发出了“中天推兮力不济”的悲鸣,这是对封建黑暗社会的抨击和愤慨,我们把《临终歌》中的大鹏与《大鹏赋》、《上李邕》中的大鹏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李白当年的“飘逸”、“豪放”已不知所踪。

我们说李白晚年之作是“悲壮”的,并不是空穴来风,他晚年的诗风基是如此,如《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这是李白诗集中最长的一首诗,该诗以时间先后为序,展现出当时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岁月,及其广阔的社会背景,同时,也是诗人李白生活的时代背景,诗中把叙事、抒情、说理有机结合统一在一起,笔力道劲,风格悲壮。在《天马歌》中:“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慌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棱棱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駷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悲。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李白借物此兴以寄不幸。李白把自己比作天马,天马的不幸亦是李白的不幸。李白通过天马的不幸遭遇,写出了唐代王朝由盛而衰的现实状况,反映出作者对理想抱负至终未实现的内心积愤和痛楚,全篇起伏跌宕,抑扬顿挫,表现出无限的悲壮。再如《玉壶引》“君王虽爱蛾眉好,无乃宫中妒杀人”抒发出作者“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怨愤和惘怅。

言为心声,诗在言志。李白晚年的创作充分体现出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体惜黎民的情操,白居易曾有诗说李白是“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若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在《过李白坟》中又说:“最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在此,我们看出白居易对李白后期的诗作的看法,那就是“悲”和“恨”。

四、时代著就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

李白的一生是坎坷的,李白死也有多种说法,这里就不加以说明,李白在不同的时期,其创作风格也是不相同的,李白的诗受到社会客观因素和时代变迁因素的影响,其诗歌风格也明显地表现出多样的发展和变化。

直到现在为止,大多研究李白的著作,都是强调李白“飘逸”、“豪放”的诗歌风格,如王安石说李白“其识污下,十之八九言妇女与酒”,最是主张“飘逸”,但我们以时代背景来看,李白所生活的时代,从他出生到他死亡,正是唐王朝由兴盛去向衰亡的过程,在李白的早期生活中,是开元盛世,天下太平,四海之内一片歌舞升屏;到了中期,李白有积极入仕的心态,但唐王朝已经走向衰弱,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言“春窗苦短日高起”,君王从此不早朝;再到晚期,唐王朝经历了“安史之乱”,皇帝逃京,被逼赐死贵妃,“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玄宗威信全无,且昏庸腐败,唐王朝彻底衰亡了。李白的诗歌风格也随着唐王朝的变化而变化,由早期的“飘逸”,到中期的“豪放”,再到晚期的“悲壮”。

人们常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李白也是这样的人,李白追求的本就是虚无飘渺的神仙,可以说李白这种虚无飘渺的精神追求伴随他一生。李白出川前,在家世的照耀下,并无坎坷之路,但在其出川以后,坎坷的命运总是甩都甩不掉。李白面对其婚姻家庭悲剧和政治悲剧,我认为以他那“飘逸”的个性应该是看开了,仍然自信的向着自己的理想抱负、人生目标追求而去,所以他“飘逸”中带着“无所谓”的“豪放”。正如其诗云“五花马,千金袭,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正是一种道家精神,“道法自然”,不欲强求。但到晚期,李白经历了他的人生,而人生目标又不能得以突现,他的风格转为“悲”,但这种悲也是一种壮丽的“悲”,是一种“豪放”、“飘逸”的“悲”,是一种“言不尽,道不完”的凄凉的“悲”。

现实是残酷的,李白的现实也是残酷的。李白的现实人生与其特殊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过高的理想与唐王朝的实际情况也是格格不入,各种特殊的矛盾给李白带来了一种思想上的多维变异,这种多维变异也使李白的生命力朝多个方向喷发,成就其辉煌的一生,所以说:特殊的时代(历史)背景,铸就了一代文学巨擎——“诗仙”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