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种次号与著者号的特点及其发展方向

郑娜（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辽宁沈阳110168）

关键词：书次号；分类号；著者号；种次号

书次号是图书馆文献整序工作常用的一种代码形式，是为使同类书籍个别化而编配的号码，规定同一类书中各种不同图书的排列次序。按同类图书排列方法的不同，书次号又分为著者号、种次号、出版年代号等，而目前，图书馆界最普遍使用的书次号只有两种，即著者号和种次号。

一、种次号与著者号的含义

种次号，是以每种书为单位，按同类书分编的先后顺序排列，按种编号。

著者号，则是按图书著者的名称字顺，根据一定的编号方法取号，然后根据所取的著者号码顺序排列。

二、种次号与著者号的利弊

种次号简单易学，号码单纯、简短，有利于图书排架，方便借阅，也便于清点、统计图书；同种书的不同版本、不同卷次、不同译本都能集中在一起。

其缺点是：按分编先后给号，随意性大，不能与图书固有的特征相联系，难以统一；同类同著者的书不易集中排列，无任何规律可循，缺乏科学性[3]；受分类号的限制，分类号一旦变动，种次号也要相应改动，缺乏稳定性；号码不能反映图书的属性特征，不能达到分类的延续和深化的目的。

著者号编号时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受分类号的限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可以集中同类、同著者的不同著作；可以采用规范化的著者号码表，有利于集中编目与标准化。

其缺点是：容易产生重号，如果要达到个别化，就不得不添加区分符号。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采用著者号，才有可能统一书次号，实现全国集中编目和标准化。因此，从图书馆工作的现代化、网络化和实现文献资源共享的需要出发，著者号最终将取代种次号[4]。

笔者认为，著者号在实现书次号标准化方面的确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但是即使将来统一了分类法，统一了书次号，也只能实现检索标志的统一，而全国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图书馆的图书排架是不可能实现统一的。种次号在绝大多数类目里只需要2位号码，且是单纯数字，在同一小类里，图书排架按种次号的阿拉伯数字排列即可，新书到馆依次排在后面，不用串架，方便、快捷、准确。而著者号码起码得3位(《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4位)，有时还会出现重号，新书到馆在同一小类里需要串架，因此相比之下，复杂，冗长，容易出差错[2]。

这两种编号方法各有优缺点，但是，作为图书排架，种次号的优越性是很明显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国种次号在书次号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种次号不反映图书的特征，没有规律，因而受到排斥。

三、书次号的发展趋势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单纯一种编号方法的书次号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集多种编号方法的优点于一身，而又简短、易取、易排的复合型书次号越来越受到青睐。

1.年代种次号

年代种次号是指将年代号与种次号相结合的复合型书次号。

我馆就是用这种方法编制的书次号，以下就我馆实例对此方法作以说明：

例：2009年编目的第一种分类号为H31的图书，系统自动给号091，即该图书的索书号为H31/091，这样从索书号我们可以看出这本英语书是2009年新编目的图书。而在其后著录的H31类图书系统就会自动依次取092、093…方便、快捷。

由于中文图书与中文期刊、外文图书、外文期刊都在一个数据库里，为了把这四者加以区分，我馆还规定在其他三者的种次号前加前缀，中文期刊加ZK（中刊的拼音缩写）、外文图书加W、外文期刊加WK(外刊)。

例：英文版的《高等数学》，验收人员在验收的时候直接选用了西文图书模板进行验收，而编目员在选取种次号的时候出现的是W091，而不是091，这本书的索书号即为O13/W091。

而为了进一步区分，我馆在种次号后，又添加了辅助区分号（冒号、圆点等）。

例1：2009年著录的《中国经济》上、中、下，其索书号分别为：F12/091:1、F12/091:2、F12/091:3。

例2：2009年著录的《中国通史》第二卷上、中、下，其索书号分别为：K20/091:2.1、K20/091:2.2、K20/091:2.3。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只是少数图书需要辅助区分，大部分的图书直接按F1，就可取得相应的书次号。

这种取号方法的优点是：取号过程简单易学，号码单纯、简短；易排架，方便借阅，

也便于清点、统计图书；克服了纯种次号不反映图书的特征，没有规律的缺点，从书次号可看出编目的年代；同种书的不同版本、不同卷次、不同译本都能集中在一起。

2.首字母四角号码著者号

首字母四角号码著者号是指将用著者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首字母与著者的四角号码相结合的复合型书次号。具体编制方法如下：

首先，取著者名称首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再按四角号码检字法取著者名称汉字首字左右上角，取次字左上角，取第三字左上角，构成四位码。若著者名称只有两字，则取两字的左右上角；如果著者名称只有一字，则取该字左右上下四角；如果著者名称超过三字，只取前三字，其余的字不论。传记作品依被传人名称取号，无责任者的图书，依题名取号；外国著者依汉译名取号。如译名有分歧，以首编为准，但要作规范记录，以免同一著者因表达形式不同造成异号现象。

其次，团体著者按团体名称前三字取号，但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共产党”等字样者，可省略按其后的汉字取号或按简称取号，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按“农业部”取号，“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按“中共北京”取号。

最后，“首字母”加上“著者四角号码”加上“辅助区分号”组成书次号。

这种取号方法的优点：取号方法简单，见字知号，取号速度快；不用编制专门的著者号码表；规律性强，一致性好；篇幅和号码长度适中.只比《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的著者号多出一位数字，号码不算长，但区分性、易用性优于《通用汉语著者号码表》；重号率低。如果采用单纯四角号码取著者号，重号率较高，但在数字前加上汉语拼音首字母加以读音限定，重号率大为降低。

综上所述，以上这两种复合型书次号均较单纯的种次号及著者号有更高的优越性，而这两种方法比较而言，前者更利于取号、排架，而后者更利于统一标准化。如果能以年代种次号作为排架书次号，而以首字母四角号码著者号作为联机检索时的书次号那将是最理想的形式。当然，这只是笔者的理想化状态，具体实施还需要图书馆界的同仁共同努力，找出一种集各种书次号优势于一身的好方法。(作者简介：郑娜（1977-），女，籍贯：鞍山，馆员，2000年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业，从事中文图书编目工作九年。)

参考文献：

[1]王芳.书次号再探讨——与刘俊英同志商榷[J].情报探索.2006.7

[2]吴昌合.论书次号[J].中国图书馆学报(双月刊).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