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原因研究述评

张永伟

中图分类号院K207文献标识码院A文章编号院1673-0992（2011）01-0039-02

摘要：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史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笔者重新回顾学术界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原因的研究成果，着重考察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特点和形成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特点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文献综述

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无论是在历史编撰方面，还是史学思想方面都有着相比以往的空前发展。国内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已有非常丰富的专著，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原因方面专门的研究著作国内学者对此问题讨论也非常热烈。

根据董文武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一文可知。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的原因，在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有瞿林东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的发展》、黎子耀的《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朱仲玉的《魏晋南北朝史籍散论》、王俊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顾奎相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高国抗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巨大发展》等。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论文研究的着眼点与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得出的结论都大致相似，可以说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是基本达成共识的。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辈出，史籍数量增多，史书体裁众多，史学思想发展的原因，得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繁荣的结论。

笔者将收集到的材料分两个时期。笔者认为以九十年代作为划分的标准，九十年代之前的文章侧重于现象和原因的概括和介绍。九十年代之后文章则更多从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出发进行总结性的论述并从新的角度提出和以往不同的相反的声音。

一、九十年代的国内研究成果

黎子耀在他的文章《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中着重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利于史学发展的客观条件。他认为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的编撰体例，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有利于褒贬人物的史学思想的发展，使得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逐渐取得独尊的地位。

高国抗在他的文章《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中首先提出过去对魏晋南北朝认识存在的问题：“现在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衰落停滞时期。属于‘黑暗时代’。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在详细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繁荣的表现后，他指出了这一时期史学繁荣的几个原因，其中他认为“文献资料相当完备，这是魏晋南北朝的史学获得发展的条件之一。”这个观点首次提出，显得格外的新颖。

刘隆有的两篇文章内容相似，《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的内容更为充实，论证更为系统。在文章中作者围绕“发展为堪与经学分庭抗礼的一门独立而重要的学科”这个问题的原因展开讨论。他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主要有三个因素，首先，从量的方面来说，一是写史的作者多，二是史书的数量多，三是史书的种类多。其次，这时期在地主阶级上层及其知识分子中，对史学的钻研已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总之，作者认为社会的迫切需要同史学自身发展进程的结合，这是我国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能以走向独立的根本原因。

顾奎相在文章《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中强调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是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他指出史学与政治的紧密的联系，中国又自古就有修史学史的优良传统。作者认为：“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为使国柞长治久安，重视史学，把它视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史学地位，应是这一时期史学繁荣的关键所在”。

柳维本的文章《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总结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特点，其中也有对形成其独特面貌的原因分析。作者将这一时期是史学特点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撰述当代国史；二、各少数民族史的撰述；三、在南北对峙中，争正统，利用史学着作相互攻击、贬斥；四、史官分职，撰注分工；五、社会矛盾的发展，促进史书的种类增多；六、“史学”的设置、“史部”的确立。

这其中过去文章未曾提到的是南北朝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史学上表现为激烈的“正统”之争。不同民族的统治者为表明自已的地位和所建政权的合法性，纷纷利用史学为本朝歌功颂德，这虽然会导致歪曲历史事实，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但不可否认，正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史学才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

蒋家骅从意识形态领域来解释当时学士大夫的思想风尚的改变原因，九品官人制的确立，儒家经学因而衰落，道家玄学的兴起，社会上清谈之风因而流行，佛教继续昌盛，唯心论的哲学地位因而加强，学术风气的转变，因而著作家亦不以翰墨辞赋为满足。这些变化自然迫位学士大夫改变学术研究的方向。

二、九十年代后的国内研究的新思维

在黎敏、胡巧利合写的《繁杂≠繁荣———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繁杂及其原因》一文中，作者从另一角度来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出现的“貌似繁荣实则繁杂的情况”。他们认为，魏晋南北朝史书留存不多，流传不广，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其自身的价值不高，杂而不精。文章观点笔者觉得不太妥当，仅因为这一时期留存史书不多就断言其价值不高，未免太过牵强。

高敏在《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一文中全面总结了之前学者的观点，文章涵盖的内容很全面。同时作者也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他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编写体裁为增加，既是史学兴盛的特征与表现，又会反过来促进史学兴盛与发展。”

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特点和成因结合起来论述的是石荣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因》一文，作者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新王朝的建立认为系天命所归虽无直接的否定，但已不占主导地位。这反映了史学指导思想的改变，“天命重人事”。这一时期的史家在作史的指导思想上开始从天命论、神意史观向总结历史经验上过渡。

除了以上所介绍的文章，这一时期还有一些文章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概括性介绍。如瞿林东先生的《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李颖科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以及王海燕在唐山师专学报上发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概述》等，本文就不一一记述了。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研究方面的专著还有很多，例如：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王树民的《中国史学史纲要》，李传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这些前辈的研究成果在本文中都没有反应出来，这是我这篇述评的不足之处。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魏晋南北朝史学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它即是在两汉纪传体和编年体史书体裁的基础上发展进步的，又对其后的中国史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考察这一时期的史学特点和概括时必须肯定其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并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做更为充分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黎子耀.《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J].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9月，第3期.

[2].高国杭.《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巨大发展》[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4年，第三期.

[3].刘隆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J].贵州文史丛刊，1985年，第1期.

[4].顾奎相.《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J].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2期，总第三十七期.

[5].刘隆有.《魏晋南北朝史学散论》[J].求是学刊，1985年，第3期.

[6].柳维本.《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J].过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1期.

[7].蒋家哗.《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及其原因》[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8].刘宪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汉丈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9].黎敏、胡巧利.《繁杂≠繁荣———论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繁杂及其原因》[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论文专辑，1990年，(75一79).

[10].高敏.《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其特征和原因》[J].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1].石荣伦.《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及其成因》[J].江海学刊，1994年，第1期.

[12].李颖科.《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J].史学史研究，1994年，第4期.

[13].瞿林东.《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发展与史学特点》

[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4].王海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概述》[J].唐山师专学报，1998年5月，第3期，第20卷.

作者简介：张永伟，男，1988年6月，汉，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历史系2009级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