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澳门心理文化

宋薇张淑芳申荷永

（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湖北武汉430019）

（3澳门城市大学及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澳门999078）

【中图分类号】R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31（2017）20-0299-02

社会变迁历来都是以时间和历史作为计量方式的，而社会变迁脉络下的人格研究就是要将“时间”、“历史”的维度也作为研究的一个预设。[1]文化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凝聚起来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总体。文化是普遍的、共享的，是学而知之，后天习得的，文化是以象征符号为基础的，具有整体性。后荣格学者研究认为在个体无意识层面、集体无意识层面之间还存在一个层级：[2]文化无意识层面。文化无意识虽然植根于历史和文化之中，但它的运行方式与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是相似的。文化无意识现象是一种心理功能被压抑的记忆和情感的表现。因此，文化变迁的并不是虚妄的，是一个广泛群体共有的文化符号的改变。

社会变迁是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多重维度的改变并行的，这种转型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过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快速的社会变迁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杨宜音，2010）从整个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转型来看，文化环境在近现代经历过两次巨变：一次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而起的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另外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共产主义胜利引发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形态建立。本文以澳门为例，澳门的文化虽然自成一个体系，但是因为地缘政治和文化同源的影响，不可避免受到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影响。在这种迅速转型并巨变的社会总体背景下，文化变迁的样态呈现出边际化和两极化的趋向。

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具有边际性人格的人被称之为“边际人”（MarginalMan）。这一概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他在《陌生人》[2]中论述了与边际人十分类似的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在他之后的罗伯特·帕克（RobertPark）则将边际人比喻为文化上的混血儿，“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这两个世界中，他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外来者”，“正是在边际人的思想中，由新文化的接触而产生的道德混乱以最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正是在边际人的内心——那里正在发生文化的变迁和融合——我们可以最佳地研究文明和进步的过程”[3]。

边际人是在社会文化变迁或地理迁徙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转型人格。它是在新旧文化或本族文化与他族文化的碰撞、选择、冲突下导致人格分裂呈多变双重化的产物。边际人的心理处在一种既要适应新环，又要为承受旧传统的双向烈度状态。

边际人划分为两种类型：历时态边际人和共时态边际人。

历时态边际人又可以称之为“过渡人”，这种类型的边际人通常现出于社会动荡或社会大变革时期,是文化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新旧思想的交替、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革命都会在“过渡人”的内心产生茫然、冲突的感觉。

共时态边际人又可称为“边缘人”，这种类型的边际人是文化交融的产物。通常来说，这类人由于移民、国际联姻、留学、访问、贸易、探亲等多种原因穿搜或者生活于两种不同文化之中。跨文化的经历和阅历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信仰、文化表现上都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尽管有些人内心依然存在着旧有价值体系，但也必须接受新旧价值观念不同所带来的的冲突。事实上，“边缘人”基本都超越了本土文化，能站在更宽广的视角下以更客观、理智的方式认知并接受本民族和他民族的文化差异。“心理问题的产生，是多重成因的结果，轴心却是文化”；“文化为我们的心理困顿设下了框框，我们在这个框框里取得心理的失衡与平衡”。（游乾桂，1999）正是基于以上诸多的心理特征和特点，边际人已成为文化变迁下的理想人格。

在当下这个时代，无论是中国大环境的社会转型还是澳门小环境的社会变化，亦或是整个外部世界的全球化、一体化都是一种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的文化现象。澳门在300多年前，因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的弱势而被迫沦为海上强国葡萄牙的殖民地。其文化从单一的粤文化逐渐转型成为了粤文化与欧洲文化特别是葡萄牙文化的融合体。这种跨文化的融合，在个体的直接表象上就是形成了独特的“土生葡人”文化。16世纪中期，葡萄牙人与印度和马六甲等东南亚人种的结合，繁衍出第一代欧亚混血儿。之后，葡裔与包括印度裔、马来裔、日本裔、华裔等众多亚洲族裔陆续通婚，其在澳门所生的混血后代是目前土生葡人中比例最大的[3]。也有少部分是葡裔与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如安哥拉、几内亚比绍等地得非裔通婚后的混血。可以认为，今天几乎所有的土生葡人都是混血儿。通过其种族组成也能进一步看到其文化的组成：土生葡人说广东话也说葡萄牙语，能用刀叉也善用筷子，信奉天主教也拜妈祖娘娘，他们认同自己是葡萄牙人也觉得自己属于澳门。多重身份的认同和多种文化的共存在这个群体上的表现更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的这30多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及社会力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相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葡萄牙的政治经济并不处于优势地位，此消彼长之后，澳门社会走到了1999年。这一年在政治体制上，澳门从葡萄牙殖民地转换成为中国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虽然社会制度保持不变，但是大环境的改变对于澳门的人文环境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变动。在澳门的赌权开放之后，作为“东方拉斯维加斯”新的中西合璧色彩出现的澳门，不断融入英语系国家的文化价值，从中葡文化的结合体逐渐转变为了中葡英文化结合体。澳门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社会转型与外部全球化相互而生、互相交织的文化体。一方面，传统的本地粤文化因为外部文化的交融而发生或者加快了变化；另一方面，澳门本土文化因为社会变迁和转型增加了对西方文化的包容性和吸收力。

【参考文献】

[1]李磊,俞宁.人口流动、代际生态与乡村民俗文化变迁——农村新生代影响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逻辑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15,(11):97-101.

[2]潘菁.齐美尔对于叔本华和尼采的生命哲学的发展与超越[D].上海师范大学,2016.

[3]杨宜勇,魏义方,张志红等.澳门社会主要矛盾演进探析[J].全球化,2016,(7):8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