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暴力美学在东西方发展的差别

施耀

关键词：暴力美学吴宇森昆汀•塔伦蒂诺

暴力是人的一种本能，佛洛伊德对人本身的潜意识做过大量深入而详尽的研究，他认为人的本质，有着一种所谓“双重”的特性，即是现在人们常会引用的“人类有建设和破坏的双重快感”。破坏和发泄的美感，与创造和建设的美感，在人类的身体中并存着，而且并不相互排斥。李泽厚甚至说：“暴力是文明社会的产婆”。的确，暴力一直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同时遭到人民大众的厌弃，因为人们渴望生活在没有暴力的和平年代。然而，我们发现表现暴力的文学却很有市场，从《水浒传》到民国时期兴起的武侠小说热，没有消失过。

时至今日，电影影像大肆渲染暴力，刺激受众的感官，满足他们的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打着“暴力美学”旗号的动作电影在中国香港由吴宇森等导演发展并成熟起来，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重要的艺术形态和美学观念的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的“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专指在中国的香港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它通过十分精彩的动作场面和视觉冲击力很强的电影语言风格，通过发掘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中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美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忽视或弱化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

在东方，吴宇森开始拍摄了《英雄本色》、《纵横四海》、《喋血双雄》等一系列影片，在这些影片中，他极尽华丽之能事，将枪战的暴力场面渲染得极为绚烂夺目。教堂里圣像前飞翔的群鸽；从抖动的风衣弹孔里透出的几缕阳光；在子弹射穿头颅的瞬间盘桓于枪口的袅袅青烟……都让我们在紧张的间隙惊异于这种残酷的美丽。因此，好莱坞影评界把他的风格诠释为：“优美的慢动作连续镜头、断奏编辑、冰封并溶解的框架是具有带着情感和视觉美丽的新深度的动作电影，是高度暴力风格与情节剧的交融”。

在西方，由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发扬又启发了奥里佛•斯通等人拍摄了一系列号称“暴力美学”的代表性影片：《水库狗》、《沉默羔羊》、《低俗小说》、《天生杀人狂》、《杀死比尔》等。通过对比，两种暴力电影给我们的直观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香港的暴力美学具有更多浪漫和温情的色彩，那么昆汀•塔伦蒂诺的暴力展示则更直接形象，更富于黑色感觉。

从根源上看，两种暴力美学的差异是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从香港电影来看，吴宇森的暴力美学建构在伦理美学之上，尽管他的电影里面充满了暴力的场面，但是他的影片通常是以动作的奇观取胜，而不是以动作的残忍取胜。暴力(杀人)在吴宇森的影片中通常会演变成为一种悲悯的文化仪式。所以，吴宇森的影片即使看到最惨烈的杀人场面，也让你感觉到一种悲剧性的情绪，领悟到是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主题。他的电影叙事集中在人的道德世界，并且始终贯穿着十分强烈的中国儒家精神。这种伦理精神在吴宇森的电影中已经内化为一种有效地控制观众的叙事逻辑：他们铤而走险有时是因为需要大量的金钱去医治姑娘的眼睛（《喋血双雄》）；有时是替死去的兄弟复仇（《英雄本色续集》）。英雄主人公在危难之际身边总是有一个需要用生命来呵护的弱者不管是失明的女人，还是无辜的孩子，乃至于神志恍惚的同伴，英雄每时每刻必须把拯救他人生命的使命置于保护自己的性命之上，进而为其使用暴力奠定了充分的道德依据。吴宇森的电影就是这样，把引导观众向英雄认同的基础建立在信义、友爱、忠诚、同情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范畴之上。虽然他的影片中的主人公经常是盗、是贼，在社会政治的领域中这些人物是被否定的角色。他们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人物，是进入不了主流社会的边缘人。但是在吴宇森的电影世界中，他们却成了不折不扣的主角!并且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吴宇森是在以娱乐的方式、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把社会正义伦理化。他在影片中塑造的英雄都是重情义、守信义、讲道义的伦理英雄。从这种意义上看，支撑吴宇森暴力美学的文化根基是中国传统的伦理美学。就观众的社会心理而言，普通观众从属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更加容易认同这些人物(因生存境遇的低微)所采取的暴力行为。

除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各种动作场面，吴宇森的影片十分注重表现人的情感——尤其是同性之间的生死情义：父子之情、兄弟之情、患难之情，……总之，吴宇森电影作品虽然充满了暴力，但是吴宇森式的的动作英雄总是既流血又流泪的英雄。他创作的影片就是再凶险的境遇，再残酷的场面也不会失去人性的慈爱与悲悯。这些情景使因过于激烈的动作和枪战给观众造成的心理紧张能够得到间歇的缓解。同时，也使英雄的铮铮铁骨中融入了感性的温馨。

再从西方的代表影片来看，昆汀•塔伦蒂诺的暴力是一种浪漫的暴力，即一种无评判、无反讽、无反思的暴力或暴力游戏。在《低俗小说》里，暴力是无目的的，许多暴力场面竟成了脍炙人口的笑话段子：朱尔斯在杀人前非要跟人家争论哪家的汉堡包好吃，每次杀人前他都要读一段圣经；女出租车司机缠着布奇，非让他谈杀人的感觉。所有这些，无不令人看后冒出此许凉气。

而在近作《杀死比尔》中，昆汀用五个板块，断裂地表现了一个女人在复仇之路上逐一铲除仇人的单线进程。而对复仇的诱因、昔日恩怨的重新检视，则完全省略，所以影片中的故事单纯得连一点起伏都没有，没有提供任何一点对仇恨背景的深度刻画。昆汀虽然技痒难忍地过了把东方暴力美学的瘾，但他对中国武术的认识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与皮毛，而根本没有在文化上移用中国功夫赖以生存的土壤。塔伦蒂诺难以解释乌玛•瑟曼的制胜之道，就把它寄托在那把超凡的日本武士长刀上。

东方的暴力美学根基，在昆汀•塔伦蒂诺片中是完全看不到的。他甚至不屑于表现乌玛•瑟曼被凌辱的心理情绪郁积。影片开始就用一个面部特写的长镜头，一笔带过惨状；在回述乌玛•瑟曼被杀的时候，根本没有表现被杀时的场面，而是通过警察来到劫后余生的现场而交待。至于一个莫名其妙的强奸者恰到好处地被刚刚苏醒过来的乌玛•瑟曼结果性命，更是与影片的主题无关。昆汀极力规避暴力所负载的社会道德、人性伦理，他从来都不想通过暴力的呈现做任何价值的评判，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超然与冷静。游戏的心态让他始终有别于坚持现实思考和社会评判的导演们，他将暴力变成电影中的娱乐元素，因此他更衷情于那些赤裸裸、无缘无故的杀戮。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绝对非现实的东西反而能表达现实本身，透过荒谬来表达的现实既含蓄又深刻。这就是昆廷式的黑色幽默。他让一些原本恐怖、血腥甚至肮脏的事情变得很滑稽很可笑，但是笑过之后我们会思考，有时甚至还会感到有一丝沉重。在《杀死比尔》的第七章中，当“新娘”被活埋在墓里，观众的视角和“新娘”一起定格在棺木里，漆黑的画面造成观众的视觉审美缺失，只听到“新娘”惊恐的喘息和外面埋土的声音。这种令人异常压抑的奇特体验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沉重感，会想到著名作家HarrietBeecherStowe说过的：“从坟墓里流出的最痛苦的泪水是为了还没说过的话，是为了还没做过的事？”

当然，在我们沉迷于暴力美学所创造的另类世界的同时，另一个声音也始终存在：不断有人对这类电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质疑，对此我们无法回避；尽管导演本人并没有以电影影响社会的不良企图，可若是电影中的场景变为现实中的血腥惨案，那问题就变得严重起来。但作为观众的我们应该从暴力美学中获得对现实更加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