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及其预防

蒋兰兰谢亚锋

蒋兰兰谢亚锋/湖南科技经贸职业学院

【摘要】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对自身的健康关注度不断提高，在注重如何合理搭配膳食、健康运动以促进自身健康的同时，传统一些不太受国人关注的影响健康的领域如遗传病也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遗传病患儿的出生不仅给其家庭带来无尽的痛苦，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关键词】遗传病；经济损失；预防

遗传病是指由于遗传物质改变而引起的疾病或缺陷，种类繁多，引起的病情轻重不一，大体上可分为单基因遗传病、多基因遗传病和染色体遗传病。遗传病患儿出生后以目前的医疗水平大多无法治愈，只能任其发展或靠药物维持，因此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据有关资料称，我国每年约有20-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年才显现出来的缺陷个体，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我国每年因出生神经管畸形儿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2亿元，先天愚型的治疗费用超过20亿，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费用高达120亿。

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也许你会问：遗传病的经济损失真有这么大吗？这里可以确定地说，其造成的损失还远远不止这些。经济学中有机会成本这一概念，所谓机会成本，就是指相同的生产资源用在其他生产用途方面所能达到的最大收益。这里就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对此进行分析。根据资料，我国每年约有1500万新生儿，其中有36万新生儿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缺陷。现假设此36万严重先天缺陷的患儿在以后的成长中不再具有劳动能力。就正常人而言，16周岁以后就获得法律上承认的赚取经济来源的资格。假设患儿与正常人16岁以前的一切花费相等（实际上是不相等的，从正文的第一段也可以看出患儿的成长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正常人，但考虑到正常人的教育成本（实际上由于教育的规模效应，每个正常人的花费成本非常小）以及便于比较，假设其相等）。16岁以后，如果以工资代表劳动力价格，以我国目前的工资水平（2010年中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638元人民币）14600元计算，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岁）以平均55岁计算，一个劳动力还可以工作39年，再按我国目前城镇登记4.1%的失业率则36万劳动力中有34.5万人能正常工作，那么，这34.5万正常劳动力在39年中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产值为34.5万×39×14600＝19644300万元＝1964.43亿元。但不要忘了，这仅仅是机会成本，即此36万患儿如果是正常人所能创造出来的产值，还要加上36万患儿16岁以后比正常人多占用的社会财富，即看管、照顾的人力资源费用与对其医疗投入的费用，再加上看管人员的机会成本，其总量可想而知。先假设其总量为2000亿元（实际上远远大于这个数目），要记住这2000亿元仅仅是一年出生的患儿在其一生中对社会财富引起的流失，以我国建国60年计，则60年内所有遗传病患儿在其一生中引起的社会财富流失总数为：60×2000＝12万亿（这里没有考虑物价变动的影响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基数的变动，因而有一定的失真性，但以当前价格衡量以前实物的现价，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总量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到这，也许大家也已经可以看出，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那么如何减少这种负担呢？毫无疑问，要优生优育。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优生战略，一种是设法降低和防止有害基因的逐代向下遗传并限制其扩展的消极优生学，另一种则是设法增加有利基因并使之得到扩大与增强的积极优生学。具体到方法则有羊膜穿刺术、绒毛吸取术和超声诊断术等多种方法，并且以上的许多种方法成效很好，一次性成功率也相当的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遗传病患儿的出生率，做到了优生优育。但为何我国遗传病患儿仍有如此高的出生率和如此广泛的人群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根据整理，我将GDP与遗传病患者比率（即遗传病患者数量比上人口总数）之间的关系大致用如下图表示：（黑色线为一地区GDP数量，红色线为一地区遗传病患者比率）

该图大致上反映了GDP与遗传病患者之间的关系，即GDP的水平越高的地区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优生优育知识的广泛宣传与普及，使得遗传病患者的比率较低，而在GDP水平较低的地区由于缺乏相应的产前诊断与预防的医疗设备、落后的文化观念与习俗（如近亲结婚、亲上加亲），优生优育知识的缺乏，使得遗传病患者比率较高，这便是为什么在我国中西部的偏远农村地区先天性痴呆与聋哑患者较为常见的原因（当然GDP曲线与遗传病发病率曲线不一定非要相交，事实上是不应该相交的，因为其单位不同，这里为了研究方便使其相交）。

这便为我国的遗传病的预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GDP低的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而另一方面较高的遗传病发病率又必然为其经济增长引发无数负担，而城市正好相反，这也是造成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日益突出的原因之一。基于此，我认为对于遗传病的预防我国财政应在拨款方面有所侧重，更加侧重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因为在城镇一方面医疗设施齐全，另一方面较高的收入与文化水平使得居民有意识也有能力去预防遗传病的发生，而农村则不然。但就中国农村目前的状况来看，不应突飞猛进的引进大量先进的医疗设备，而应加强在此方面的宣传与教育，使农民意识到遗传病的危害和预防遗传病患儿出生的必要性。同时应大力发展农村地区的经济，提高农村GDP水平，使更多的农民有能力去做产前诊断来预防。

而且，我认为遗传病的预防应跳出仅仅局限于产前诊断环节的误区，因为遗传病按其决定因素可分为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基本由遗传因素决定和遗传与环境都起作用三类。因此，遗传病的预防就不能不从环境因素考虑，在高度工业化的城镇这方面应尤其注意。同时随着我国快速工业化的进程，城市化也在不断的加快脚步，许多农村地区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引入了大量的化学化工工业，其中不乏致基因突变的因素。若基因突变后遗传给下一代，也会引起遗传病的发生。所以，尽管昔日的农村山青水碧，但今天快速工业化的农村在疾病预防方面，环境因素不可小视。加强引入项目的审批与管理、注重农村及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工业三废的治理与回收利用也应进入有关制定遗传病预防政策部门的规划之中。

综上，通过数字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各种遗传病给我国社会带来的损失，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沉重负担。因此，其预防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预防过程中如何把有限的社会医疗、资金资源合理分配、进行最优化配置，以达到预防的最优化效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人士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人类遗传学》程罗根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2]《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3]《人类遗传学》人类遗传学编写组高教出版社1999年

[4]《DNA的伦理地位》张春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