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的真实观研究

张华

摘要：关于《论衡》一书中体现出来的真实观问题，历来受到很多文论家的肯定。但若细加探讨，亦不难发现王充表现出来的矛盾，王充批判一切虚妄，亦批判夸张修饰，然而不仅其批判虚妄所用之方法让人质疑，而且面对东汉时期最为盛行的虚妄——谶纬神学，王充不仅没有诘难，反而是大加吹捧，这当然与王充自身的理想有极大关系。所以，探讨《论衡》的真实观问题，既要看到王充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这样才能做出公允的评价。

关键词：《论衡》真实虚妄增谶纬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7-0018-03

一、王充及其《论衡》

王充，字仲任，东汉初年出生于会稽郡的上虞。王充幼即聪慧，八岁出于书馆，读书日进，又无过错，很快就经明德就，援笔而众奇。又博览众书，长于论说。王充虽然学业日进，但在仕途上却屡次失意。他曾做过几任小官，所任不过是州县小吏，据他在《论衡?自纪篇》说“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又曾经几次被贬斥。他之所以仕途不顺，据其自述，有时是因自己才高为人所妒，故“俗材因其微过，非条陷之”；有时是由于忧国爱民，愤世嫉俗，上书直言政事，为当道所不容。他作有《讥俗节义》12篇，“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

王充自视为一代“鸿儒”，可谓学富才高，亦聪慧谨敬，又兼具百家，“含百家之言”???，却总是仕途失意，尽管他一生不懈追求进身朝廷的机会，并为此写了大量的“颂汉”文章，所以邓红说在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除充外再也找不到为了求进求赏而歌功颂德的没有骨气的学者???。邓红的批评虽有过分之处，但是这组“颂汉”文章确实折射出王充不高的人品：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信口开河，媚荣主上。王充虽然极尽吹捧之能，以期引起朝廷重视，但终其一生，他进身朝廷的最高目标依然没有实现。到晚年的时候他终于心灰意冷，对自己一生的遭际也不能找出主观方面的原因，因此便把一切归之于“命”，他说“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于人。”???王充仕途屡不中意，便“回归故里，屏居教授。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二、史上评论家对《论衡》真实观的评价

文章的真实性问题是我国古代文论家、思想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在先秦文籍中就曾多次谈及此。《周易》“乾”卦“彖辞”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孔颖达就将“修辞立其诚”释为文教、诚信；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庄子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9]

王充在真实性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他明确提出他的《论衡》一言以蔽之，就是“疾虚妄”，他在《佚文篇》里有明确的说明：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10]

后代评论家也对这点给予了高度评价。《刘盼遂集解自序》说：“东汉世祖，应谶中兴，芳风所煽，庶草斯偃，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会稽大儒王充，蒿目当时，恻怛发心，肇造《论衡》八十五篇，意在褒是抑非，实事忌妄，诚以当时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11]历来对王充持正面评价的评论家，几乎都认为“疾虚妄”乃是王充《论衡》的中心观点。刘知几虽不满于王充“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但亦赞许地说：“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12]谭宗浚《论衡跋》亦言：“充独能指駮偏谬，剖析源流，卓然不为浮论所惑，其识见有过人者。”[13]

现代学者胡适认为王充的哲学是当时科学精神的体现，他说：“（王充）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的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14]冯友兰则认为王充是对“溺于迷信，拘于尊古”的汉儒之学下“锐利之宣战书”。[15]当代学者周桂钿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虚实之辨》，认为王充《论衡》的主要精神就是求实，以“实”为检验言论的最高标准，同时也是追求的最高目标。所以，他称王充为“唯实论者”。即使是对王充持否定态度的徐复观先生，也承认王充在“伪中求真”，不过他又说：“王充所用以虚中求实的方法，则多出于想象。”[16]这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三、《论衡》中蕴涵的科学观点

《论衡》中体现出的真实，包含了很多朴素的科学观点。比如王充辩驳雷非天怒，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江水为涛并非子胥恚怒，而是跟月亮升降有关的一种自然现象。《书虚篇》中王充批驳有人造为“子胥死而恚恨，驱水为涛”之说时，说子胥为人之时，尚不能保全自身，死而形体腐朽、骨肉糜烂，何力驱水？而且屈原、申徒狄同样冤而沉江，子路、彭越受以烹镬之刑，二子力猛，尚不能怒于鼎镬之中，子胥何能驱水？王充经过细致观察，发现江水为涛乃与月亮升降有关，是一种自然现象。他说：“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泛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天地之性，自古有之。经曰：‘江、汉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17]这是最早将潮汐与月亮联系起来的说法，王充的观察正与当代对潮汐的科学解释相同，可见王充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不乏真知灼见。又如针对有儒者说“雨从天下”，王充经过认真观察，指出“雨从地上，不从天下”他说：

见雨从上集，则谓从天下矣，其实地上也。然其出地起于山……雨之出山，或谓云载而行，云散雨坠，名为雨矣。夫云则雨，雨则云矣。初出为云，云繁为雨。[18]

王充正确认识到雨的形成过程，又与今天对雨的形成的科学解释相同，所以，王充当时的观察力即使是现在也是值得佩服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就曾高度评价王充的这个发现，他说王充不仅对于水的循环非常了解，并且还认识到了山在降水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又有女娲断鳌足为天柱之说，王充驳斥说鳌足既高大能撑天，那么鳌身岂不是不能容于天地之间，而且鳌足乃是血肉之足，总会腐烂，如何能永远撑天而不塌呢？可见这些内容都是不可信的。这都是《论衡》真实观中包含的朴素的科学观点，也是盛赞王充具有科学精神，是伟大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的评论家所常引用的颇有说服力的例子，他这方面的求实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四、《论衡》真实观中的缺陷

《论衡》中的“疾虚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论衡》中辩驳的极大部分的“虚妄”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人们寄托美好理想而编造的神话传说，如女娲补天、子胥恚怒等，至于这些传说的真实与否，我们大可不必在意。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论衡》中“疾虚妄”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其论证过程却很不科学，正如徐复观先生指出的，“我们可以承认王充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这是没有方法作基础的结论”。[19]也就是说，王充论证的过程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同样以他论证雷不为天怒为例。在《雷虚篇》他说：“人以雷为天之怒，推人道以论之，虚妄之言也。”这就说明，他是以人道来证明天道，他是如何证明的呢？他说“审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口〕之怒气杀人也。口之怒气，安能杀人？人为雷所杀，询其身体，若燔灼之状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20]他首先确定天是有口的，天的形体和人体相似，然后说明人怒不能杀人，因此天怒亦不能杀人，接着他说发怒时口与身体俱动，而雷响之时并不见天体趋于地，由此可见，雷非天怒。这乃是以人的形体以推论天道，这样就必须有个前提：即天体和人体是同类的，只有前提成立，才能进行推论，但是这怎么能证明呢？且王充在《自然篇》中明明说：“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21]可见，王充是承认天无口目的，这里，他为了论证的方便，首先就确认了天有口目，这也是王充思想矛盾的体现之一。可见，王充推论的前提是不存在的，这样过程就必然存在问题，虽然我们不否认其结论的正确性。王充总是为了论证的简单明确而把较为抽象的东西换为具体可见的实物，[22]这样虽然便于说明问题，但是有的抽象的东西是不能具体化的，或者其具体化的手段根本是错误的。

王充的真实观的不足不仅仅在于其论证方法的错误，还在于他的真实观太过于绝对化，他把一切不合于他耳目直接所及现象的问题，全斥之为虚妄。最明显的是他对“增”的批评。

《论衡》中多次提到“三增”、“九虚”，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虚妄之言和夸饰之辞的，

《对作篇》曰：

《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23]

“增”是文章中的夸张现象，关于夸张，历来文人学者多有涉及，孟子对《诗经》中的夸张现象是肯定的，不过他要求在阅读欣赏的时候，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也即是说，对于这些现象，读者不能“以辞害意”；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有谈到这个问题，不过他称之为“夸饰”，刘勰说：“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24]夸张作为一种创作手段被众多文人墨客加以运用，并借此种手法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为中华文化宝库注入了持久的活力剂，成就了一部熠熠生辉的中国文化史。所以说，“增”其实是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修辞手段，使文章更加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王充主要在“三增”里集中探讨了“增”的手法，他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讨论经书中的“增”，主要集中在《艺增篇》；二是讨论诸子传书中的“增”，只要集中在《儒增篇》；三是讨论世俗传说中的“增”，集中在《语增篇》。他其实看到了“增”的作用，也不否认这种作用，但是他却反对运用这种手段，《艺增篇》开篇即云：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墨子哭于练丝，杨子哭于歧道，盖伤失本，悲离其实也。[25]

正如王充所说，“增”就是为了让“闻者快其意”“听者惬于心”，实际就是为了使文章更生动，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吸引力，使美丑都最鲜明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从中受到教育，获得启发。而王充却批判“增”使得文章离本失实，他用了两个典故进行说明，一个是墨子叹于染丝，说“染于黄则黄，染于苍则苍”，一个是杨朱之邻人丢了羊，因为歧路多追不上，杨朱因此感叹歧路之多，不使人走上正道。他认为“增”就如“染丝”、“歧路”，不能真实地反映事实。王充没有注意这两个典故和“增”具有根本的不同，“染丝”、“歧路”是指真实被掩盖在表象之下，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表象，不是事物的根本性质，而“增”是在事物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我们看到的本身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只是被夸大了。所以这两者之间本质上缺乏相似性，并不能相互说明。

王充又一一列举古书中“言增其实”的例子进行论述，如《艺增篇》中他谈到《诗经》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他说：

言鹤鸣九折之泽，声犹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也。[26]

他认识到这是比喻君子潜心修德，美名远播，即使居于穷乡僻壤，朝廷亦能得闻其美名，这大概也是他自己的一种期望，这种认识当然是对的。但是他没有因为肯定这种比喻而接受这种手法，而是转而批评此种说法言过其实，误导于人。

另外，王充还把古书中的夸张现象和虚妄之语等同起来，混淆了作为创作手法的夸张和虚妄的差别。如《异虚篇》言：

殷高宗之时，桑谷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问之，相曰：“吾虽知之，弗能言也。”问祖己。祖己曰：“夫桑谷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骇，侧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养老之义，兴灭国，继绝世，举佚民，桑谷亡。三年之后，诸侯以译来朝者六国，遂享百年之福。[27]

这是为了宣扬天人感应思想，确实是虚妄之言，可以进行批判。但这和“增”却有根本的不同，“增”是通过夸张以求达到强调、震撼人心的效果，王充没有看到两者间的不同，而一概斥之为虚妄，加以排斥，这也是他以实求实的态度在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尴尬。以他的理论进行推理，“增”和“虚妄之语”都不符合真实，所以就该加以排斥。

要求文章真实本无可厚非，但王充却是一味的追求符合于他耳目所及的真实。他要求文章绝对符合真实，要求准确描述一切事物，反对有任何的夸饰，否则他便斥之为虚妄。但实际上，夸张就是写作中的调味剂，就像炒菜要放盐，喝水要加糖，要不那就淡然无味了，刘勰曾经谈到过夸张的作用，说“夸饰在用，文岂循检。言必鹏运，气靡鸿渐。倒海探珠，倾崐取琰。旷而不溢，奢而不玷。”[28]但是王充不知道这个道理，他只是一味的要求“实”，却没想到文章只有“实”那就不叫文章了，《说文》里说“文，错画也。”《易?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29]文章，就要多姿多彩、丰富有味，就要夸张、想象等多种手法综合利用，那样才能有滋有味，如果真像王充要求的那样，所有写作都以绝对真实、准确为要求，那写出来的文章不过是一篇说明书，而不能称之为文学，我们中华民族也就没有这丰富瑰丽的文化宝库了。真实是文学作品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但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也是必要的。

五、《论衡》中的虚妄之语

王充自诩“《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30]然而他所谓的“虚妄”实为远古与己无关之事，作为旁观者，王充是清醒的，但是作为当局者，王充往往又成为“虚妄”的帮凶。

王充生活的时代是东汉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但也是谶纬神学盛行的时候，光武便靠谶纬神学兴家，《后汉书?光武帝纪》曰：“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31]光武因此而起事，后称帝也是借助谶书得以名正言顺。因为东汉复兴的过程中，谶纬神学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使得光武继承汉统名正言顺，所以谶纬神学在东汉王朝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上到下，谶纬盛行，虚妄之风不止，经学者往往断章取义，从经典中摘录一字一句以说明政治统治的合理性。王充虽鼓吹自己《论衡》的目的就是“疾虚妄”，但实际上他对这样的虚妄不仅不“疾”，反而是大肆鼓吹。《恢国篇》宣扬高祖母妊之时，蛟龙在上，梦与神遇，以说明刘邦称帝乃是“命”定，所以有此祥瑞，但是他在《奇怪篇》明明斥之为“虚妄”，他说龙与人不同类，怎么会相感而生人呢？这也是王充理论体系中常常体现出来的矛盾之一，有时王充常常会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而违背自己理念。也正因为如此，王充又鼓吹光武生时凤凰集于城，嘉禾滋于屋，宫中无烛而光明。在《宣汉篇》又力辩汉世祥瑞多于黄帝、尧、舜、周，接着在《验符篇》又力主符瑞之实，说符瑞乃是汉帝圣仁的象征，因为汉帝仁惠，所以有如此多的祥瑞事件。“皇帝宽惠，德侔黄帝，故龙色黄，示德不异。东方曰仁，龙，东方之兽也，皇帝圣人（仁），故仁瑞见。仁（甘）者，养育之味也，皇帝仁惠爱黎民，故甘露降。”[32]

王充以高度的热情宣扬汉时的祥瑞，并力辩汉时祥瑞胜过古代任何盛世之祥瑞，由此得出结论，汉代是胜过古代盛世的，汉帝也比古代圣帝更为贤圣。当然我们不反对这样的结论，因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社会总会进步，但是不能因为这是历史的总趋势就否定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停滞甚至倒退，而且王充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过是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即汉帝更为圣明，因为汉时的祥瑞超过古代的祥瑞。他的目的与历史发展的趋势无关，只是无意间契合了进化论的观点。在这里，他所迸发的为汉世高歌的热情让他忘记了《论衡》的本意是“论之平”、是“疾虚妄”，而把当世最大的虚妄当作真实大力宣扬。这当然也是与他的政治追求相适应的，因为王充往往是在处理当世的事情时才会犯这种明显的、愚蠢的错误，如果跳离当世，他基本上能客观的看待这些谶纬。如《实知篇》曰“孔子将死，遗谶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33]跳出政治的牵连，王充就能肯定这不可信。其实王充对于自己宣扬当世图谶不合于“疾虚妄”精神，也有一定认识，所以他在《对作篇》勉强为自己辩解，曰：

《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予罪矣。[34]

王充对于“虚妄”的批判，其实是非常矛盾的，这当然与其当时所处的环境和自身抱负未能实现有关，所以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既不应该口号式的褒扬，亦不必对其太过苛责。在科学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亦应该以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给予王充一个公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