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

　尽管杰姆逊十六年前就已发现，在第三世界中，“知识分子”这个特定的名称已如同一种业已灭绝的物种的名称，正在逐渐消失。但也几乎是从那时起，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中国人对这个假设的身份越来越认同，也越来越自觉，不仅曾有人在海外以此为名办杂志，而且讨论知识分子的文字也时有出现，当然还有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会。这一切似乎足以证明杰姆逊上述观察的武断；但如果我们将这一切放在现代性的背景下来考察，就会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杰姆逊的论断无论正确与否，脱离现代性的语境，是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的。

　　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特有产物。与现代性一样，“知识分子”起源于西方。尽管在西方语言中“知识分子”一词源出十九世纪俄国的intelligentsia，最初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对社会持批评态度的一代人。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父子二人就是标准版本的intelligentsia。但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士”们（Les philosophes）才是最早的知识分子。巴黎的沙龙和伦敦的咖啡馆是知识分子的摇篮。 但是，发生学上的一致并没有伴随相应的定义上的一致。葛兰西将知识分子进一步分为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而福柯则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知识分子和特殊知识分子。这说明“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此外，即使在西方，在不同的国家“知识分子”的含义也不尽相同。例如，在法国和别的一些西欧国家，“知识分子”有别于依赖于由国家资助的研究机构和学院的科学家与学者，也不同于只有审美诉求的文学实践者。知识分子就是独立特行，有不同于流俗见解的人。而在英国，当然也有社会批评家，但由于知识界与政界和管理层互动比较密切，所以“知识分子”一词就含有一丝讽刺的意味，指对日常生活缺乏接触的人。据说在英国很少有人愿意被称为“知识分子”。这说明，“知识分子”不但是一个非同质性的群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他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在中国，一般人会将所有受过高等教育且从事非体力劳动者都叫做“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定义实际是从“知识分子”这四个中文字望文生义而来，以为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这种约定俗成的用法自然也有其语义学上的合理性，但对于研究和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却基本是不相干的。如上所述，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产物。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历代都有，如西方中世纪的教士或中国古代的士，但人们一般都同意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不尽统一，但在这一点上却少有异议，说明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特有的现象和群体基本得到公认。因此，本文讲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除了知识与文化外还有特殊担当的人，即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不少人以为，知识分子与传统的教士或士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具有后者所不具有的自由和独立，他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维持生机，而不需要托庇于某个私人或君主的保护与赡养。现代的种种制度，如教育制度、出版制度、市场经济制度都使他们得以以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人身份发言。这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但从根本上说，就像葛兰西深刻地揭示的那样，在现代世界，知识分子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的结构而存在，而是如有机体般依傍着这些结构而生存，因此叫“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不一定因此就一定机械因果地为统治阶级说话，相反，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或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或迫于制度的压力，而不得不最终被这个制度驯化。现代知识分子在全球范围内可能的灭绝，根源在此。

　　但另一方面，现代性也的确创造了知识分子得以产生和发挥其独特功能的条件和空间。从一开始，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就要求将理性的、推理的、逻辑的思想及抽象活动与别的精神活动分开。科学不仅与宗教分离，而且也从古希腊以来广义的哲学中逐渐分离出来，形成了各门不同的学科。同时，科学的发展要求有相对独立的科学机构和组织。随着大学和科学院或别的研究机构的出现，科学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和职业化。不仅自然科学，而且社会科学同样如此，这就大大刺激和加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角色认同。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识字人数大量增加，人的闲暇时间也在增加。现代的传播手段逐渐普及；现代印刷工业使得书籍与报刊对大众来说不再是奢侈品。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关于社会事务的各种思想、信息与观点。这就形成了知识分子赖以存在，并可以通过对其施加影响而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公众。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只有有了这样的公众后，才会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

　　但这只是知识分子产生的外在条件，产生知识分子的内在条件，是社会进入现代后迫切需要有人担任原来由巫师、教士或士大夫担任的社会核心价值创造者、维护者的角色。现代性所隐含的虚无主义倾向，又使得创造者和维护者的另一面一定是怀疑者和批判者。知识分子，而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专业人士，就一身兼二任，负起了这样的双重责任。因此，恰恰是在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西方，人们认为知识分子的特征不在他的专业或职业，而在于他得是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活动中显示出一种对社会核心价值的显著关心。他们是寻求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一般象征的人……知识分子似乎从来就是对事物现状与习惯、习俗不满的人。他们根据更高和更广大的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他们用不实际的应该来反对现实。他们认为自己是像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的抽象观念的专门看护人，是常常在市场与权力场所遭到忽视的道德标准的谨慎的保护人。”因为“没有别的群体的人（像知识分子……）那么自由；……知识分子创造标准和指出标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从所谓实际事务的人称之为乌托邦理想的观点对这个既定文化进行连续的、不妥协的批判……。”

　　不管这种知识分子的定义有多少理想的成份，但应该是比较容易为中国人接受的。中国古代的士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却深入世世代代读书人的心灵。处士横议，议的就是天下之事。士志于道，士是道的传承者和维护者，“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根据道来批判现实政治和社会习俗，也是士应尽的职责。这个传统比西方的知识分子定义更多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但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毕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不管他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是怎样，他们的客观行为不能不受种种现代性条件的制约。他们会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中国传统的士，但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条件，又使得他们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定义。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缺憾，却更鲜明地表明了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的内在紧张关系。需要声明的是，本文无意将西方流行的知识分子定义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标准，以此来衡量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够格，而是要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进行一些特征比较，以彰显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困境和一般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条件下的必然命运。
　鲍曼曾将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为“立法者”，这个描述突破了知识分子自恋式的对自己的浪漫想象，而将知识分子放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下来考察，剔除了知识分子自我理想化的话语，而揭示了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共生关系。现代当然是一个亘古未有的社会大变动，这个大变动之所以深刻，是因为它还伴随、甚至以一个新的世界观为前提。现代性的根本目标是要有目的有理性地控制一切，无论是人还是非人的事物。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宇宙看成是一个有序的整体，一切都按照机械规律因果地发生，因而也能被有理性的人认识和掌握。一旦掌握了世界的知识，人就可以对世界的进程作出种种预言，从而征服自然，规划社会。至少在理论上，这种知识是可以获致的。

　　因为知识产生于人的理性，理性的主体既是知识的立法者，也是自然的立法者。这就是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康德哲学的要义。虽然在康德看来，这样的立法者实际上不是任何个人，而是先验主体性，即人的理性能力，但实际上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因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团体比非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来获得更高层次的（客观）知识，他们被赋予了从事仲裁的合法权威”。并且，“他们的知识，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完善有着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关系。……他们被赋予了对社会各界所持有的信念之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派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惟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因此，知识分子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制定者，而且也是正义的维护者和社会的良心，德雷弗斯事件之所以被许多人视为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原因也在此。最后，知识分子上述特殊的作用和身份也使他们成为价值的审订者，他们一方面要评估和批判一切价值；另一方面又要体现某些道德理想。真正的知识分子总是与乌托邦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语境与西方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要以他们的自主性或理性来安排和改造世界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只要根据西方的知识话语和世界规划来改变中国。他们从出世的那天起，就面临着如何拯救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出路在于现代化，即在于按照西方现代性的样式改造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识。他们很少觉得自己应该是知识和价值的创造者，因为这个角色早已属于西方的同行，他们只是西方同行创造或发现的知识与真理的传播者。将西方的知识话语和价值系统传入中国，在他们看来就叫启蒙。因此，如果西方知识分子的形象是立法者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传播者或启蒙者。这个形象其实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所认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启蒙者；虽然很少反思他们如何进行启蒙，用什么启蒙。

　　早在晚清，梁启超就提出：“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以为“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类似的思想在最近十年出版的某些翻译丛书的前言中也有反映。译书热愈演愈烈，至今未见稍息，虽然早已有商业的因素掺杂其间，但以为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就是启蒙的想法恐怕是根本的原因。因此，许多人乐此不疲，完全忘记了自主性和创造性乃是启蒙的真义，以为译书就是启蒙，“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梁启超语）以致于离开西方话语立刻就陷入失语症而不能自拔。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的今天仍以为译书就是启蒙，乃至译书经世究竟是时代的倒错还是头脑的瘫痪姑且不论，至少在严复的时代，译书经世在相当程度上是合理的。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阶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向来被这个阶级视为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中国自秦以来，大抵以议法为奸民。然宋元以前，朝政得失，士犹得张口而议也。至于明立卧碑，而士之性灵始锢。虽然，犹有讲学，而士尚可以自通。至于今世，始箝口结舌，以议论朝政为妖妄不祥之人，而民之才德识知，遂尽如斯密氏之所指。”而西方之强，恰恰在于民主制度保证了人民参政的权利，甚至可以不需得君行道，而能自行其道。在严复辈看来，只有将这个道理向国人讲清楚，才有可能在中国建立那种自行其道的制度。

　　这些道理在西方是现成的，在中国传统中却难以找到，通过译书加按语的方式向中国人说明是最方便也是最适合的途径。连章太炎都希望维新人士“鸈五洲书藏之秘，以左政法，以开民智”。然而，严复辈译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宣传或所谓启蒙，他们还有更深的考虑，这就是传统学为政本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严复在《译<群学肄言>自序》中这样说：“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也。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其稍慎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至少在严复看来，他的译书首先是为学，而最终目的仍然是经世。
讲到为学，自然并非译书一途。但是，无论译书与否，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现代性本身的功利主义性质，使得经世致用的思想不可避免支配着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为学取向。固然也有像王国维那样的认为学问无所谓有用无用，但学术的确有求是和应用之分。这一点章太炎看得很清楚。他指出：“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前者如现在西洋哲学家康德等是，后者如我国之圣贤孔子、王阳明等是。顾是二者，不可得兼，以言学理，则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应用，则康德不及孔、王之切近。要之二者各有短长，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这恐怕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即使是追求最高深的纯学问，往往目的还是为了致用，即转移世道人心。例如，吴稚晖就相信：“惟一之救国方法，止当致意青年有志力者，从事于最高深之学问，历二三十年沉浸于一学。专门名家之学者出，其一言一动，皆足以起社会之尊信，而后学风始以丕变。”这种想法在当时十分普遍，因此，像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熊十力、陈垣等人在从事政治活动后又埋头学术其实对他们来说并不矛盾。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胡适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目的却是要“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使得任何（公共）知识分子都无法对政治袖手旁观。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似乎就只有表现在从事政治活动和关心政治上。即使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也自觉不自觉地与政治企图挂起钩来，表面上纯学术的追求，说不定正是一种隐蔽的政治姿态。而“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也恰说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将知识活动与政治关怀结合在一起的特有心态。蔡元培办北京大学，要求学生研究高深的学问，他自己也想研究学问，但实际上是想“托政治于学术，将恃以彻底救国”。对于像他这样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是“学术所以救国，救国即为政治”。丁文江更是说：“要认定政治是我们惟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惟一的义务。”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政治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只要政治问题解决了，其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不投身到不同形式的政治抗争中。

　　另一方面，当政者出于种种考虑，也往往向知识分子伸出橄榄枝，延揽知识分子从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并未因为现代性而中断。著名知识分子从政或具有种种不同的政治名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或曰，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在从政前也曾是教授；但他们毕竟不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或象征；而胡适、丁文江、茅盾、郭沫若乃至今天的李远哲，作为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象征意义与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参政也好，从政也好，在现代社会中都是公民的权利和本分，就此而言，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从事政治活动甚至进入权力机构，都没什么可非议的。但是，这不应该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乃是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独特的角色和作用，这就是知识与价值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正统与教条的批判者和希望的坚持者。只有具备这些特征，知识分子方为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了这些特征，知识分子自身的存在就陷入了危机。

　　这些基本特征并不是西方流行的知识分子定义规定的，而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功能所决定的。一旦抽去这些特征，我们就无法将知识分子与其他人相区别。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鲁迅是知识分子而周瘦鹃则不是；陈独秀是知识分子而张道藩则不是。对此，人们不太会有异议。区别他们的标准，除了上述的特征，还能是什么？失去了这些特征，就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和独立身份。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他们的地方性特征，但离开这些一般特征，那些地方特征就没有意义。

　　但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命运，离开他们的地方特征，就无从谈起。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下的特殊表现，必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有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的地方性特点。这些地方性特点至今还很少被人提起，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仍然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必须从它的地方性特征开始。

　　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性特征当首推启蒙者的形象，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至今的自我认同。由于中国文化传播的相对落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相对稀少，因此，面对广大识字不多、信息不灵的大众来说，知识分子很自然会产生一种启蒙者的感觉。更主要的是，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现代的知识与价值都来自西方，他们这些得天独厚能先了解这些知识和价值的人，自然就应该先觉觉后觉，承担起传播者和启蒙者的作用。因此，办教育、办刊物、译西书、搞演讲，就成了清末知识分子社团的主要活动。到了民国，情况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办教育是为了按照现代性的需要塑造人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办教育则纯粹是跟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模式后面亦步亦趋，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的现代教育。办刊物则主要是两个目的，首先是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即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其次是发表自己对于种种事情的见解，而这些见解也往往以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为圭臬。最近二十年，这种情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以至于有所谓离开西方话语就会失语的说法。

　　中国知识分子缺的就是立法者的气魄和心态，所以根本不可能有“《百科全书》派”那种给社会创造一个崭新的知识世界，给人类立下新的价值标准的雄心和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康德意义上的自主性，也就是独立运用自己理性的能力。在以前是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而现在则是曾经洋人手，议论安敢到。近代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冲破一切禁忌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很难看到的。他们也许对于传统能高喊“冲决罗网”，但对于西学则基本上深信不疑。由于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不但对西学不能批判，连基本的分析和消化也难以做到。人们既然不能分析消化，那么要表示自己的与时俱进唯一的办法就是制造和追赶学术时尚。而自主性则在这样的制造和追赶中消失殆尽。
由于没有自主性，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总愿意皈依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在最近几十年，先挑明自己是什么主义者再发言已司空见惯，人们仍然觉得主义应该先于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思想界的争论往往一开始就变成主义和派别的争论。主义具有迫人的威势，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主义就是禁忌。例如，在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人们就已经不敢说自己是唯心论者，就像今天人们不敢说自己是某个主义一样。意识形态的压迫有时未必通过政治权力，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与某种政治权力挂钩以后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由于觉得选择某种意识形态就是选择了人间正道，很少知识分子愿意像鲁迅或陈寅恪那样游离在政治权力之外。多数人总想选择一边，或用萨依德的话来说，总想被收编。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地方性特征固然与现代中国的独特语境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更与现代性的发展趋向有关，这个趋向最初使中西知识分子看上去有明显的差异，如上面所说的，但却正在使他们在命运上越来越接近，即同样走向消亡。回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史，我们会发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自主性呈现一个逐渐消失的趋势。在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自主性特征。无论是康、梁还是严复和章太炎，他们都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对于西学他们主张择善而从，同时也能保持批判的头脑，章太炎更是对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设定和文明本身进行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就自主性而言他不比任何西方知识分子逊色。而对于传统或本土文化，这一代人固然严厉批判，不容稍借，但也不是一棍子打死。但到了胡适、陈独秀这一代，对西方文明基本只有信而没有疑，对本土文化的否定则远比上代人要彻底。新儒家知识分子是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反题，从表面上看他们的主张似乎截然不同，但同样缺乏自主性。他们不满与反对的只是现代性的道德效应，但对现代性的制度设计同样坚决赞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他们的学术与思想也不仅渗透了现代性的话语，而且根本属于现代性的范畴。而我们这一代不但更自觉地以现代性的规范来规范自己，而且也以现代性的话语去解读和规范本土或传统文化。“本土化”或“本土意识”只是标新立异的标榜，实际上却觉得离开了西方学术工业的话语或规范就没有思想和学问。知识人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渴望进入体制和认同体制，因为只有在体制中他才能得到他的自我认同——各类专业人员。就像独立的纽约知识分子到了丹尼尔•贝尔这一代不能不进入体制一样，今天再也不可能有章太炎、梁漱溟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不在一个文化单位服务，没有体制性的承认机制（文凭、学位）就没人承认你是知识分子；而且你也不可能有发言权。而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心态又使得人们以专家身份而自得，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于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工业从业员。当然，这个过程并不限于中国，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历史事件。

　　这就使得我们对于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不能停留于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观察和描述上。为什么无论从发生学的角度还是从现象学的角度都看上去有明显差异的中西知识分子，却殊途同归，走向了现代性给他们安排的共同命运？作为理性和自主性的形象体现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最终认同非人的、体现为体制要求的现代性的必然逻辑？为什么他们会甘愿放弃自己作为人类的守夜人的角色而乐意以专家自傲？知识分子与现代性之间有无某种共谋的关系？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虽然韦伯将现代化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世俗化与理性化的过程是过于简单了一些，但现代化的确是按照资本的要求，根据工具理性的逻辑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制度化和体制化，使一切事物都能按部就班地为超人的权力所控制。从表面上看，启蒙运动传播了知识，祛除了人们心中的迷信，为蒙昧者开启了智慧之门，铺设了一条通向进步的道路，让民众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愚昧走向文明。“但是，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启蒙激进主义的实质，与其说是传播知识，勿宁说推动了立法、制度化和管理的实践。”“启蒙运动是一场实践，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却密切相关的部分。第一，国家扩张它的权力，它的胃口在增大；原来由教会履行的牧人式的职能……，现在转交给了国家；经过重新组织后的国家，其核心是规划、安排、管理这些与社会秩序的维持相关的职能。第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意设计的训导人们行为的社会机制，目的在于规范和调整作为这个教育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的臣民的社会生活。”很显然，这两个任务没有知识分子是无法完成的。同时，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创造的知识与价值基本上是促进上述目标，而不是反对上述目标。如果不是这样，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

　　如果现代性的制度有相当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话，那么与建立现代性制度要求相匹配的知识与价值系统也有某种规范性和统一性，尤其当它们成为意识形态的时候。因此，对于现代性来说，自主创新不是无限的，现代制度和生活的划一性和普遍性要求要求知识与价值可以大量传播与复制。自主性归根结底要服从统一性和普遍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哲学的基本特征是普遍性原则和本质主义。然而，不承认差异和个别的自主性，只能是一个抽象的我思，就像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明的那样。当十八世纪法国的“哲士”们要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将他们的自主性成果普及时，他们其实是在将他们的自主性加以普及，而任何特殊的自主性的普及都意味着取消别的自主性。

　　当西方现代知识和价值系统挟现代性的历史逻辑将自己普及为普遍的知识与原则时，对于非西方的知识分子来说，只要承认它们是普遍真理，剩下的只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这一途可以表现自己的自主性，但也十分有限了。假如你自认是中国的什么主义者，除了翻译或重复那些在西方人尽皆知的“原理”或“学理”，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启蒙”外，还能做什么？由于我们一开始就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人类历史的普遍道路，我们从原则上不可能将西方的知识和价值话语视为地方性的话语，而只能视为普遍真理。即使原创，似乎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可能。因此，只能照着说，很少能接着说，不可能重新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心态和做法固然有其外在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但更有现代性本身的原因。现代性在西方要求知识分子暂时的自主性；在中国就只需要人们模仿，而不需要自主。现代性的表现在不同的语境下是非常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在法国与在英国有着并不完全一致的含义。

　　现代性不仅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它本身也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本质，而是包含异质原则与可能性的观念性形态场，它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知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包含着对自己进行批判反思的可能性，这是任何其他的观念形态场所没有的。它们只能从外在颠覆，而现代性却有自我颠覆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最严厉的批判者恰恰是从现代性内部来批判，而不是从现代性外部，依据传统的资源来批判。现代性本身所包含的异质性因素，给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留下了可行性空间。此外，现代性对非现代因素的天然排斥性，表现为知识分子对非现代的因素的怀疑和批判。因此，在现代性条件下，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表现为对非现代性因素的批判和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这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说，正因为知识分子有这样怀疑与批判的态度，他们才能履行社会良知的角色，才能留下感人的传奇故事。

　　但是，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扩张和排异，知识分子在这两个方面行动的余地都在急剧缩小。现代性的原则已深入人心，非现代因素很快将成为地球上的稀有物种。巴格达至今还在播放的美国大片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咸与现代”了。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底色浮上表面，成为今天人类通行的价值三原色时，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为了真理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世上已无为德雷弗斯挺身而出的左拉，也无为反战而坐牢的罗素。在权力的胡作非为面前，知识分子越来越选择顺从和沉默，即选择知识分子的死亡。知识分子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过程加速消亡早已不是新闻。但是，知识分子这一物种被现代性驯化与消化并不表明它的胜利，就像每天三位数甚至更多的物种在地球上消失并不表明现代性的胜利一样。也许，这正是悲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