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注的史学意义

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既不同于传统史注的切音注义之作，又不同于后世的补史、考史、评史之作。学者们公认其为注史新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同类形式的注书外，唐宋之后，史注仍以切音注义为主，如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的《后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补注》以及民国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等，并未沿袭裴注新路而多依传统路数。裴注所提示的著史要义主要被著史家和评史家所吸收，而其史注形式间或保留在史著之中，如杜佑的《通典》自注，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因此，“注史新路”的评定并未能完全揭示出裴注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实际作用。本文拟从裴氏对史学、史书、史家、史料四方面的认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发展中所具备的史学意义，进而论定其在我国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史学的认识

裴氏在《上三国志表》中说：“臣闻，智周则万里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于绪余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这是一段典型明确的历史鉴戒论，体现了裴氏对历史鉴戒作用的深刻认识。他先从常理说起，认为一个人能思虑周备，则万事之理自然有序；悬镜高远，则所照之物尽显镜里。对历史的认识，人们虽尽性探微，亦未必识透其中奥秘，但从其连绵发展的启示中，还是可以揭示其大致规律的。因此，欲取得周备的识见，还需听取周围的嘉言美谈；要培养敦厚的道德，就应以前人为借鉴。依据此理，他对宋文帝提出了治国的劝谏：您虽通晓典籍，深爱探究玄理，但还应关注近代史事，广泛地考察历朝的兴衰得失，以求取得对历史发展大势的综合认识，并垂留后世，用以启发教育后人。

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认识，同期的史家亦有类似阐述，而裴氏之论尤为典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认识，已从传统的对人物的褒贬，扩及到对治国措施的探讨了，史学已偏重在为当今治国提供政策借鉴，史学家的评论已具有政策指导的性质了。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史学这一形式更符合战乱之治国需要的必然结果。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之政权更迭，风云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统治者如何掌握好天下大势，施之以有效的措施，极需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而比之于儒学、玄学等纯理论的说教，史学更具深切著明的特点，因此，史学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史家对史学的认识也就更全面深刻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长足发展，首先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第一，他们要借鉴古来为政的经验教训。三国各政权均重视读史。如孙权“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为部下开列的阅读书目中，史书竟占到七分之四［１］。曹氏父子亦“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2］。诸葛亮饱读经史，论事常引古代史事作为借鉴，尤其对汉代掌故可谓烂熟于胸。就连武将关羽，亦“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3］。

少数族逐鹿中原能否取胜，往往取决于汉化程度，故学习汉文化成为各少数族当权者的当务之急。史学比之于儒经的繁琐，玄学的深奥，佛学的虚渺，最易阅读也最能解为治之急。后赵石勒为羯人，起兵初仇杀汉人，后改变政策，利用矛盾拉拢汉人，恢复九品中正制给汉人地主以参政的机会，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很快强盛起来建立了政权。他的成功与熟读史书分不开。据《晋书·石勒载记》云，其于军旅之际常令儒生读史书给他听，并按自已的理解谈论古帝王善恶。就此看，史学不但使当权者获取了经验教训，而且提高了其文化素养。

第二，当权者需通过著史来确定自己的历史地位。在政权林立并频繁更迭的情况下，撰写国史的目的主要有二，一为颂扬祖德，说明本政权上奉天命下遂人愿的合理性，二以史著互相攻讦争当正统，如北谓南“岛夷”，南谓北“索虏”等，史著成了政治斗争的有力工具。

出于以上所述需要，每个政权建立伊始，便设置史官、史馆，编写前代与本朝史。社会上私人著史亦成风气。这样，史家辈出，史书种类全，数量多，历代难以相比。史著的繁盛促使目录学分类发生重大变化，四分法将史部书独立成类，且置第二位，一改经学附庸的地位，在整个封建文化中占有了显赫的位置。与之相适应，“史学”一词出现了。从历史知识中获取治国良策的后赵，一建国便设置了负责经学、律学、史学的专门官员，随后刘宋政权又下令设儒、玄、史、文四学，成立国子学，则以经史为主课教授，正式成为国家进行文化教育的教学科研机构，史学与经学在学术领域中取得了同等地位，进入了思想理论探讨的层次。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已由从单纯的历史比附，发展为从行动过程去探讨其思想认识，这是一种学术的升华，意味着我国史学研究的深入，史家素质的提高。

裴松之便生活在这样的史学环境中。我们所引其对史学鉴戒作用的论述，正是其从思想史的角度所发表的对史学社会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代表了当时的理论高度。“智周”、“鉴远”的道理，说明通过历史知识可提高人的智能，形成“体备之量”；通过学习先人的模范行迹，可修养道德，达到“畜德之厚”。从此引出对当权者的提示，要“降怀近代，博观兴废”，以收取“总括前踪，贻诲来世”的社会效应。虽与“疏通知远”的传统鉴戒观一脉相承，但应看到，在倡行史学研究的历史阶段，裴氏的论述，实已带有理论探讨、哲理思辨的色彩，反映了当时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而裴氏对史学理论的探讨，在其为《三国志》作注过程中，对当时史书的总结，史料的处理，史家的要求上，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使其注书工作带有了明显的史学批评的特点。

对史书的总结

史书是史事的载体，史书如何记载史事，使人们从中看到所记社会的全貌和特征，显然是史学批评应当探讨的重要内容。对魏晋南北朝出现的大量史书，从纂写上进行总结，构成了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重点。南朝梁人刘勰之《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这一时期进行史学评论的专篇，他对反映三国时代的几部史著多不满意，唯独对《三国志》加以称赞，认为“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历》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略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肯定《三国志》而批评其他著述的观点，显然受到了裴氏的影响和启发，早于刘勰近百年前，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就指出“寿书诠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裴氏比之刘勰，更有“爱而知其丑”的辩证观点，他同时也指出寿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问题，正由于这一不足，使裴氏对其所爱之书进行了一番修补改进的工作，当然，在修补改进的过程中，不仅仅针对寿书，同时也涉及了反映三国时期史实的所有著述，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了总结与批评。

裴氏的修补改进工作可分作四个方面：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在上表中他说：“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记注分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廖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这种参照同期各家著述，以当时最好的史书作为批评主要对象的做法，本身就说明了裴氏所提出的问题，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裴氏所作的工作，也就带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５０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１８０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２００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２３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１２００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4］，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5］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据此可见，裴氏所提出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四方面的原则性意见，均具有较强的史学批评性质，而在探求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裴氏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史家的著史态度和识见的高下，也就是说对史家的主体修养进行了研究和论证，提出了对史家的一系列要求，更具史学意义。下面我们讨论这一问题。

对史家的要求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直笔实录精神，一开始就将对史家的评论重点放在了史家著史的态度上，裴氏继承这一传统并揭示其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政治环境对史家的态度影响最深最普遍，用史书为当权者树碑立传，为本国政权争正统是隐恶扬善产生的主要原因。他对当时史书普遍存在的“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6］的现象提出批评，并指出陈寿著史亦有此弊。如写官渡之战，“绍众十余万”，而操军“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力量悬殊而曹获大胜。裴氏对“兵不满万”进行驳难，条列史料说明“未应如是之少”，并揭示陈寿“欲以少见奇”以夸大曹操战绩的用心，斥之为“非其实录”［7］。记载魏晋换代中陈寿有回护司马氏的倾向，如高贵乡公被司马昭部党所杀一事，仅以“高贵乡公卒”一语带过。裴注却连引六家记载补充了被杀的经过，显然是对陈寿回护做法的纠正。

裴氏认为“以爱憎为厚薄”的著史态度“亏于雅体”，有失史法，亦是史家一忌。如孙盛《魏氏春秋》为美言孔融八岁小儿，极言其聪明特达，玄了祸福，见父被执而竟无变容，奕棋不起，一副悠闲逸乐的神态。裴氏指出孙盛原本为博取美谈，却适得其反，失人之常性，废念父之情，“无乃贼夫人之子与！盖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伤理”［8］。再如习凿齿痛恨司马氏，在《汉晋春秋》中将曹髦的葬礼写得很冷清，说明司马氏失礼。裴氏指出：“斯盖恶之过言，所谓不如是之甚者。”并总结了人们在认识上极易出现的通病。即“一不为善，众美皆亡”［9］的偏颇。这说明裴氏强调客观性，客观地认识问题是其史学思想科学化的保障。基于此，他对史家著史中随意改动史料极为反感，在《魏书·武帝纪注》中批评孙盛说：“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在《魏书·王凌传注》中批评习凿齿说：“（《汉晋春秋》所记）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自习氏，且制言治体不似于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而对袁暐《献帝春秋》、乐资《山阳公载记》的批评最为激烈。在《荀彧传注》中指斥袁暐之书为“凡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谓以吾侪之言而厚诬君子者矣”；在《袁术传注》中并斥二人说：“不知资、暐之徒竟为何人！未能识别然否，而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以行其书。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实史籍之罪人，达学所不取者也。”

对诬罔视听之作的深恶痛绝，正是其对当时虚妄史风的反击，为此他提出了端正著史态度的原则，即“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他在《蜀书·庞统传注》中说：“臣松之以为辨章事理，贵得当时之宜，无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论，不切于实，犹若画魑魅之象，而踬于犬马之形也。”弟弟谋逆，兄长告发，本应免其兄死罪，但孙盛却以“背情任计，昧利忘亲”的迂阔之论来强调“王者之体”，主张严刑处置其兄。裴氏在《魏书·高柔传注》中批评其为“空论刑措之美，无闻当不之实”，实为“虚唱大言而终归无用，浮诞之言，不切于实”。如果大义灭亲的做法不予肯定，实为“言之亦死，不言亦死，岂不杜归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这通议论，为史家认识问题提供了一个“贵得当时之宜”的范例。关于荀彧一生的功过，从荀彧本传及裴注的行文中，可看出陈、裴认识是不同的。陈寿认为荀彧虽一心匡复汉室，但一生辅翼曹操，导致君臣易位，事与愿违，是“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裴氏从当时实际出发，说明在汉室衰微，诸侯割据情势下，荀彧要匡复汉室，拯救黎民，只能依靠实力雄厚而又以汉臣自居的曹操，这一选择的结果是“苍生蒙舟航之接，刘宗延二纪之祚”，达到了“荀生之本图，仁恕之远致”。到曹氏代汉之势不可挽回时，荀彧“亡身殉节”，“全大政于当年，布诚心于百代，可谓任重道远，志行义立，谓之‘未充’，其殆诬哉”！这一分析，主要是将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实际中，辩证地论定其贡献，显然又是一个“贵当时之宜”的范例。类似例证还有很多，要之强调史家要有把握主体、认识主流的识见。

就以上各例看，裴氏对史家的要求，既强调道德品质的可靠，爱好感情的纯正，又应有理性认识的深邃，辨章事理的公平，而这些修养又必须放在对客观史事与人物的处理上来检验，看其能否尊重实际，认识实际，从实际出发来反映实际。只有这样，史家才能出以公心，撰成实录。而只有实录，才能标志其真正价值。

裴氏对史家的要求，揭示了史家主体必备的史识、史德条件，应该说对后世史评家在史识，史德的研究探讨上是有启发意义的。

对史料的处理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蓬勃发展，使史料文献在精密的分类过程中得以整理和保存，史料学逐步形成。在如何运用处理史料的问题上，裴松之亦有精辟论述和实践经验。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兼采为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意为绘画用多种色彩成文，才能使画面斑烂绚丽；蜜蜂兼采多种花粉酿蜜，才能使甘甜超过花蜜。史家撰著史书也要广收博采史料，认真鉴别考核，合理剪裁去取，才能写出信实可靠的史书。为此，他注《三国志》，“奉寻旨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做了大量收集、鉴别、剪裁工作。史料收集以文献典籍为主，前后引用书目达２２０种之多［10］注文多达３２万字，接近本文字数［11］。就此可见其收罗之广泛。在辨明和印证史事时，注文往往引多种史料，如原文“高贵乡公卒”一句，注文连用六家史料，字数达６３５字之多［12］，取得了“众色成文”、“兼采为味”的效果，将司马昭阴谋篡权的经过做了详细的交待，解开了历史疑团。裴氏还注意录用所见所闻的活史料，如在《吴书·孙权传注》中说：“松之闻，孙怡者，东州人，非权之宗也。”在《蜀书·李恢传注》中说：“松之讯之蜀人云：‘ｘｉá＠①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在《魏书·三少帝纪注》中说：“臣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立也。”所有这些典籍的或实访的史料，经过历史的沧桑变革，均成为后人珍贵的文献。

与同期史家相比，裴注对史料的剪裁更胜一筹，因此更受后人称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到裴注时说：“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注文在史料价值上是否超过本文，尚可商榷，但裴氏征引之富与剪裁之精，确实是使有“割裂”之嫌的郦道元、李贤相形见绌的。后出的范晔《后汉书》有十六篇与《三国志》篇目相同，但已将陈寿回护曲解之处一一改过，字数增加一倍。细看内容，则多在裴注中已有。就此看，裴注史料以其完整准确已取信于后世。从其注文能被著史家径直取用中，显示了裴注所具备的史书内涵，也就是说经过裴氏的补阙、备异、惩妄、论辨的工作，对史料进行了神心的剪裁镕铸处理后，在原著基础上，裴氏实已构筑了一部新的史书框架。在这层意义上，裴注的史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原著，因为其不仅提供了信实完整的史料，而且说明了处理史料的原则，是有利史书健康发展的。

裴氏在总结史料致误致伪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史家著史态度不端正造成的。本文第三部分已对史家的政治倾向、个人爱憎、识见高低做过分析，此外裴氏还分析致误致伪的几种手段，如自造史事，生意改动，附益推演，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等。前文所讲习凿齿之“自造”、“推演”，孙盛之“生意改之”等情况，都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言不审的，照抄误传的情况就更为多见了。嵇康见孙登一事，《魏氏春秋》和《晋阳秋》说法不一，裴氏在《魏书·嵇康传注》中指出：“此二书皆孙盛所述，而自为殊异如此！”《襄阳记》与《汉晋春秋》记董恢之议论“辞亦小异”，裴氏在《蜀书·董允传注》中批评说：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的也。”就连被裴氏誉之为“事多审正”的陈寿，亦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关于孙刘联盟一事，陈寿在《鲁肃传》中说首议者为鲁肃，在《诸葛亮传》中又说是诸葛亮，裴氏在《吴书·鲁肃传注》中说：“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照抄误传也是致误的原因之一。如《魏略》记有辛毗一段议论，裴氏认为其“进违其类，退似谄佞”，不会是秉性刚正的辛毗说的。但“《魏略》既已难信，习氏又从而载之”，裴氏在《魏书·辛毗传注》中痛惜地指出“斯人（指辛毗）受诬不少”。又如《魏略》、《九州春秋》将刘备三顾茅庐一事说成是诸葛亮主动北上求见刘备的，裴氏在《诸葛亮传注》中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至于说到“敌国传闻之言”，裴氏在《蜀书·魏延传注》中强调“不得与本传争审”，即更不能引以为据。

关于称荐、家传、谱牒史料，裴氏亦指出其多溢美之辞，不可全信，要做分析。这点在当时注重人物品评的社会风气中，尤有重要意义，对这种史料不作详审而照抄，必致虚妄不实以讹传讹的后果。关于这一点，其在青年时期就上表做过批评提过建议，在《三国志注》中，又屡有揭批。如在《魏书·刘放传附孙资传注》中，指《资别传》为刘放、孙资之负国之言作开脱，是因为史料“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但他认为“负国之玷，终莫能磨也”。他相信这种真伪相蒙的史料，经过史家的详审惩妄，总会真相大白，他本人的实践与对世人的提示正是为此而做的努力。

就以上四方面的探析，可见裴氏注《三国志》的用心，已远远超出“注”的范围，他从增强史学社会作用的层面上，强调了史学在治国政策上的借鉴意义；从史学批评角度，对当时的史书纂写进行了反思与总结，对史家的主体修养和理论认识，做了具体的纠正和引导，从总结史家运用史料中揭示出致误致伪的原因和手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裴注在我国史著的丰富、完整、客观性的形成发展中，具备了重要的史学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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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注》（以下凡引自《三国志》者，仅标其传名）。

［2］《魏书·文帝纪注》

［3］《蜀书·关羽传注》

［4］《魏书·荀彧荀攸贾诩传注》

［5］《魏书·阎温传注》

［6］《吴书·鲁肃传注》

［7］《魏书·武帝纪注》

［8］《魏书·崔琰传注》

［9］《魏书·三少帝纪注》

［10］据清末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

［11］本文字数３６万。据崔曙庭《〈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一文统计。载于华中师大学报１９９０年第二期。

［12］《魏书·三少帝纪注》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广下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