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2)

　1、关于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和按需分配。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

　　但是共产主义社会绝不是一个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社会，任何社会都不是。需要受到四个方面的约束：一是自然规律的约束，你想要，但没有可能性，我闺女想吃唐僧肉，我说没有可能性；二是生产能力的约束，你想要，但生产不出来；三是自身其他需求的约束，你嘴馋想吃肉，可吃多了胃受不了；四是社会的限制，你的消费与满足，造成了别人痛苦，或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这就必然受到别人的反抗，比如，你想以折磨他人取乐，你要追求杀人的刺激感，等等。

　　所以，“各取所需”不能理解为“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么，各取所需怎么理解？首先，各取所需是针对已有产品而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也要发展，所以用以消费的产品只能是能够生产出来的产品。生产效率再高，总是相对的、一定的，那么各取所需，就是说现有产品能够使所有想消费的人得到满足，成熟产品能稳定生产，新产品能迅速形成规模，满足人的需要，比如手机，在我国从出现到普及经历了十多年，如果未来能在几个月几天里面迅速普及，这也就算为各取所需打下基础。

　　另外，各取所需针对的是有限的对象。有些东西就是有限的，不可能让所有人满足。一个姑娘有很多人爱，不可能所有爱他的人都能得到满足。所有人都想第一个消费某一新产品，这也是不可能的。一般产品也不见得可以让所有人随心所欲的消费，必竟物质产品的生产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一定时期生产规模是有限的。

　　因此，“各取所需”只能是相对的，有限的。

　　2、关于阶级差别的消灭，国家的消亡。

　　共产主义的消灭阶级差别，谈得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消灭剥削。这里面有三种可能性：第一，消费权的平等。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当生产力发展十分迅速，新产品可以迅速普及，拥有一个亿跟拥有一千万所能获得的消费都差不多，每个人的消费权力都差不多。这时，所有权的不同已经丧失了其必要性，也失去了其本身的意义，阶级的差别也就消失了。

　　第二种，私有制丧失了推动生产力的能力，同时，公有制已经成熟，其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要远远高于私有制。当私有制的继续存在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比如一次次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损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必将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抗、抵制，为人类所抛弃，私有制的灭亡就是必不可免的。

　　私有制弊端在当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私有业主以自为我中心的要求在与社会利益冲突时，往往选择自我利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难以避免。其二，私有财产的继承性。老子是经营能手，不见得儿子也是经营能手。经营也可以以所有者的身份来雇佣经营者，然而被雇用的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对立也始终存在。政治上的世袭制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经济上的世袭制正确吗？其三，私有企业主考虑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生产力来说，讲得是绝大多数人需求的最大满足。二者并非天然一致，主观为自己的结果并非天然为他人，也可能损害他人。

　　那么公有制怎样才能成长起来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公有制体现为股份制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寻找自己的成熟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发展体现为公有制企业的多种实现形式的探索过程。目前，我国走得是股权多元化的路子，走得是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结合的路子，走得是让经营者占有大股的路子，总得来看，是把公有制企业的活力绑在非公经济的战车上，这时候要强化国家的监管职能。公有制企业活力要真正发挥出来，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培养一批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在于建立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人民当家主的政治体制，在于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体制，否则以自我为中心的董事长或经理是很难代表国家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人的物质利益竞争趋于缓和，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越来越建立在与别人合作的共同发展上，集体主义观念在绝大多数人那形成，自觉自愿的为生产力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阶级差别才有可能消失。

　　第三种，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增强，合作成为绝大多数人满足自身利益的最重要手段，竞争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满足人的需要过程）中居于次要地位，如果不主动为他人服务，就不能保障自身利益。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在氏族内部，人们不相互依赖，就难以维持个体的生存，于是人们实行了原始的共产主义。在未来社会，如果合作能更好的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人们在利弊的选择中，就会更多的选择合作，而不是竞争。这时候，人们将自觉的放弃财产不平等下的物质利益竞争，使阶级走向灭亡。

　　阶级灭亡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管理公共事物的机构的灭亡，它只是失去了其阶级性质，如此而已。

　　3、劳动成为人的需要。

　　劳动成为人的需要，不是因为人的觉悟有多高，人们会挣着抢着干又累又脏的活，而是基于劳动本身特性的变化。

　　一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这就为每个人的自由选择提供了条件，个人可以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从近百年来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趋势。在发达国家，劳动时间越来越少，由十九世纪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没有星期天，到现在每天不到8个小时，每星期休息两天，每年还有较长的带薪假期。2002年的数据显示，美国人平均每年工作1825个小时。而在主要欧洲国家，这个数字介于1300至1800个小时之间。我国的这种劳动时间的变化也比较明显。

　　二是劳动的娱乐化。劳动已经不再是原来那种让人极为痛苦的过程，具有了娱乐性。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有两个重要趋势，一是信息化、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强度越来越少，蓝领（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白领（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二是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少，第三产业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大都占到70%以上，而第三产业越来越具有娱乐性特征。

　　4、关于社会分工的消灭，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共产主义社会做了一番田园诗般的描绘：“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们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马恩看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工具发展到使掌握它们不需要特殊的体力和长时间的专门训练，从而劳动职能变得易于掌握以后，“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就不再束缚在某一种劳动职能中，而可以在各个领域中从事多方面的活动，在一切自己愿意表现其能力和个性的领域，自由地和充分地发挥和发展自己的体力、智力和创造能力，充分地实现自己个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这种判断，是建立在生产工具使用的简单化和教育的高度发达上。目前，尽管生产工具中的科学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但使用的简单化、自动化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与马恩设想的相反，尽管生产工具的使用可能越来越简单，生产的分工却越来越细，知识量越来越多，任何人想“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会干”是不可能的，不受任何限制地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生产工具在使用时是越来越简单了，但使生产工具简单化的过程却极为复杂。可谓收之桑榆，失之东隅。

　　目前的教育还没有表现出来可以使人掌握各行各业知识的可能性。全球处于知识爆炸时代，生产也越来越复杂，人们怎么可能“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除非实现人脑和电脑的结合，可以自由存储，未来科技要做到这一点是有可能的。

　　毫无疑问的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劳动效率的不断提高，劳动时间越来越少，以及劳动娱乐化，已经表现出把人从使人感到痛苦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使人有时间有精力去从事自己喜爱的活动，这种相对的自由选择能力和空间却是越来越大。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假如事事轻松，人不用动脑动手，其后果必然是人类的退化直至灭亡，这不更加可怕吗？“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不能理想化、不能绝对化，甚至是空想化。“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只是相对的，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

　　5、关于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劳动差别的消灭。

　　这三种差别的消灭从近百年来发达国家发展中看得极为清楚。但是，近百年来三者的消灭并不是马恩所设想的分工的消灭，而是体现为人们工作特征和待遇的趋同。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消灭体现为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工业化、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农民已经变成了农业工人，农村人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在城市人差。

　　而脑体劳动差别的消灭，则体现为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并最终成为劳动者的主体，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小。一百多年来，人们的受教育年龄越来越长。在发达国家，大多实现了12年义务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龄达到十三年以上。我国现在人均受教育年龄比较少，2001年只有7年多一点，但是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龄每四到五年就增长一年。照此趋势，我国大概能在2050年达到发达国家教育水平。随着教育的发展，劳动越来越自动化、智能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脑力劳动将成为劳动的主体，体力劳动将越来越小。

　　6、关于思想觉悟极大提高。

　　人能不能树立起集体主义观念呢？许多人认为自私是人的本性，怎么可能树立起以利他为主的集体意识呢？实际上，利已和利他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着相互统一的一面。人们，既使在物质极为匮乏的情况下，也没有丧失利他的特征。即使是一直坚持“人是自私的”人们，也不能采取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

　　作为自然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感觉、独立的需要、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行动，这就决定了人的利益独立性。但是每个人利益的实现都不可能独立完成，都是建立他人的利他基础上。一个人只所以能从一个只会哇哇哭的娃娃长大成人，在于父母的养育；一个人在长大成人后，需要与他人分工合作，否则，很多事情根本就干不成，很多产品也根本生产不出来；一个人衰老之时，需要儿女或社会的赡养。这种相互依赖性又要求人抛弃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负担起自己的社会义务，否则个体就无法生存发展，人类就无法延续。只是这种相互依赖在原始社会采取的是氏族内部的平等互助，阶级社会阶级间采取的是武力强迫的方式，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在家庭、朋友等社会关系中也表现出来浓厚的利他思想，克已助人一直是人与人关系中最受人赞扬的一面。被人帮助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因此也成了为什么要帮助别人的原因，必竟，你要别人的帮助，就必须做好帮助别人的准备。要想更好的满足自我，就必须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概念。生产情况下，利已与利他有不同的平衡点，采用了不同的形式。

　　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一是需要物质满足的自然需求；二是精神需求，精神需求一方面决定于自然需求的满足程度，一方面主要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精神需求更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友爱、团结、互助，否则人将在人与人的赤裸裸的残酷竞争中，形成强烈的不稳定感，处于极端紧张之中。个人主义者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并不是什么幸福的事情，因此，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情况下寻找着种种需求的平衡点，寻找着利己与利他的平衡点。

　　生产力的发展为人们各种需求的选择提供了空间，是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基础。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生活背景下，不同的人的“利已与利他平衡点”是不一样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利已与利他的矛盾相对缓和，人们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心理上都会调整自己，寻找新的平衡点。韩非子在《五蠹》一文中讲：“饥岁之春，幼弟不饷；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讲得就是这个道理。

　　可以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有的并非只是利已主义，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树立了公益思想。比如，比尔·盖茨提出，除了给三个孩子每人留100万美元，其他的几百亿资产全部捐给社会。这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思想观念有逐渐公益化的趋势，这就为集体观念的最后树立提供了条件，自发或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