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要高速发展的思想,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提出了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全面进步的目标。邓小平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发展的高速度,他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6]邓小平主张走的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加快发展的道路,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突出农业、能源和交通,特别是教育和科学等重点产业,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的。所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具有特殊意义,其前后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转型也都是由它引发和推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意味着不顾其他方面的发展,生产力必须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中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7]“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8]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战略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不同于“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是包括各个方面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模式。
第三,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思想,并进一步将“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判断标准。毛泽东确立了强国发展目标并提出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的思想,邓小平则表现了以民为本的发展意识。“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9]“总之,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10]邓小平还提出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判断事物的标准,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人民的利益和意愿,“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等提法,就是把人民得到实际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实处。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观,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把人民的实际利益和要求愿望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判断标准,从而使我国社会从政治畸形化发展转到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和进步上来。历史已经表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进步。在这种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综合国力极大增强,整个社会较上个世纪呈现了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景象。
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江泽民和胡锦涛对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创新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经济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在基本解决温饱达到“总体小康”之后,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社会对教育、对精品文化等公共服务需求不断上升;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完美统一等等。在这种情势下,如何处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显要地提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
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关键在发展。我们所说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11]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地提出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奠定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基调。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对毛泽东、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毛泽东重视快速发展,但离开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教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取得了巨大成就。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经济发展是基础,但不是发展全部和唯一,保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才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终要求。
科学发展观主张统筹兼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提出了社会协调发展的思路,但粗放发展仍然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虽倡导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当时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并不突出,我们国家把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我们也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在实践中经济增长实际上成为发展的惟一指标。进入新世纪,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发展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彰显,必须转变原来的发展观念,摆脱传统发展观的束缚。十六大提出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我们党所有这些对发展的新认识、新举措,为我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和谐的文明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