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考察经典马列主义新闻和传播观点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与时俱进的观察视角，认为马克思关于“报纸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观点，应该提升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的层面来认识；强调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19世纪50年代以后关于新科技对社会影响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对于认识当代信息社会的特点具有指导意义。本文还讨论了我国新闻学界经常引证的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作用论述的社会背景，认为当时他实行没有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试验使得他的某些观点超前，并不适用于我国现在的环境条件。文章最后，讨论了斯大林关于“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的错误观点，认为这个观点造成了苏联党内意见交流的停滞和思想的僵化。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新闻观

我国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如果从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马克思论报刊》算起，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党中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反右扩大化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文革”结束后坚持“两个凡是”的几年，我们党在整体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新闻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和宣传思想，是在这种大环境中启动和发展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其表现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在60年代批评林彪组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多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对过去这种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进行过反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反省以往马列主义研究中存在问题的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宣传观，来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业与规模化的社会宣传。

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强调或澄清以往马列主义新闻、传播或宣传思想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一、应当将马克思“报纸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观点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我从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发现的，这部手稿马克思写在27本大开本的笔记本上，自编页码1472页。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三册）、47卷、48卷全部是该部手稿，共计300多万字。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多次论证了一个问题：现在报纸已经成为英国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1880年，马克思在他生前最后发表的文章《工人调查表》中，进一步将报纸列入一般工人（不再特指英国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中。工人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的必要生活资料，当然也是整个现实社会所有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这个社会最初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进一步发展，则是信息社会。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由于其论述藏于数百万字的经济学手稿中而很少为人所知。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物工资制向货币工资制转变、工作日的缩短、国民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税的废除的等等论述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一思想。就历史背景而言，这是18-19世纪世界交往革命的必然结果。大工业要求的人手——现代工人，必须具备最低程度的文化，以适应一系列生产资料的改革，于是普及国民教育提到日程；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后来是8小时）使得工人有了起码的闲暇时间；知识税的废除造成便士报的出现，使得工人有能力购买报纸来阅读。于是报纸成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现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提出这个思想的过程，起点是他对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生活状况的关注。19世纪40年代，他深入到流亡法国的德国工人中，发现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1]。50年代，他发现英国工人有了一定的超出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去购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像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2]。1861年，英国最后一项知识税被废除，以货币最小单位作为报价的“便士报”流行。马克思从第二年起，在他的笔记中将“报纸”列为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多次进行了论证。他写道：“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必要生活资料之内。”[3]

1984年，我首次发表文章介绍了马克思的这个观点（黑龙江《新闻学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1986年再次发表文章（《新闻大学》1986年春季号），专论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点对于我们认识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传媒业的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几千年来，鉴于生产力低下、活动地域狭小、交往规模有限，为生存，即为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始终是生活的主题。现代市场经济向全球拓展，形势发生了变化。世界市场形成，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开发，整个世界被现代传播媒介联结起来，世界交往体系形成。在社会物质财富累增的趋势下，物质性的必要生活资料的取得，变成相对容易了，于是，精神产品，首先是那些普遍交往的媒介产品第一次可能提升到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之中。这也是信息社会到来的端倪，它被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抓住，并及时做出了论证。

这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报纸与工人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工人阅读的报纸并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性报纸，而是以简单的新闻、知识、娱乐为特征的便士报。如果从阶级性质看，便士报属于资产阶级报纸。但是，工人的生活中毕竟有了新闻、知识和娱乐的常规传播，对于长期处于非人状态的工人来说，常规接触精神产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人们通常理解的“必要生活资料”，是指物质消费品，马克思当时列举的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包括面包、牛奶、啤酒、肉、衣物五类。把精神产品列为人们的必要生活资料，这实际上是将信息服务首次列入经济学的交易范畴来研究，而不再像亚当·斯密那样把精神生产视为“非生产劳动”。马克思在这方面根据社会生产的新情况重新定义“必要生活资料”，在学术上是一个创新。这说明，自15世纪末世界交往体系开始形成以来，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传统的物物贸易，开始面临着一种潜在的新交往内容和形式，即服务贸易。马克思以说明工人必要生活资料变化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接触到当代知识经济的话题。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技术的论述对分析现代信息社会和传播技术革命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意识到任何适宜的新媒介的发明，对于形成世界市场的巨大影响。他们指出：当人们解决了吃穿等基本问题后，“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4]新工具的发明引起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创造新的历史活动。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电报尚处于试验阶段，他们就将“电报的使用”与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并列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的主要标志。1855年，电报刚刚在英国应用，马克思就新媒介的作用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100倍。”[5]恩格斯晚年（19世纪90年代），他描绘的图景更为广阔：“由于交往手段的持久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6]

问题不完全在于新媒介作为载体载了什么，而在于新媒介本身会给社会生产带来一种飞跃式的发展。马克思把交往媒介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认为它必须适应狂热的生产速度、巨大的生产规模、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转移、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传递等等新情况和新需要，于是，“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7]针对一些人把1848-1860年英国空前的社会经济繁荣归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恩格斯强调：“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换手段的巨大发展。”[8]马克思讲得更明确，把交往革命看作是现代生产发展的弹力器，写道：“……交通运输业都发生了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9]在这里，新媒介的作用简直可以成为一种时代的标志。恩格斯把19世纪初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蒸汽交往体系”，马克思则把19世纪中期交往革命的标志确定为电报和蒸汽媒介的结合。[10]

他们认为，现代交往媒介具有强大的“用时间消灭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即时地还原面对面人际交往的功能。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写道：“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取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1]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媒介，除了不断改进的运输工具外，再有就是不断改进的大众传播媒介。任何物流和信息流都要克服社会生活空间和时间限制，因而跨越空间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技术是实现传播的核心问题。所谓交往革命，从另一个视角看，指的是媒介技术上发生了延伸人的手脚、视觉、听觉的突破性变革。

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现代传播学给予了肯定。文森特·莫斯可引证其他人评价马克思的段落后写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接近空间化的观念，他在《大纲》[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说成是‘以时间消灭空间’。这指的是资本利用并改造运输和传播工具，减少了用于两地间移动货物、人和信息的时间，因而空间距离作为资本扩张的限制的重要性也降低了。……实际上他承认这意味着资本的投入的注意力有了转移，开始指向不同的空间，特别是新的市场……最近的批评也追随了马克思的观点，描述了这种空间效应的转移和多重性。”[12]

现代交往媒介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把问题推向一个更深的思考领域。他指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13]也就是说，现代交往媒介的实质是科学和知识的力量，是人的智力和创造能力的发展。这正是现代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社会所讨论的问题。而马克思在现代媒介发展初露端倪的时候，就敏锐地预见到未来社会的特点。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结构发生变化，信息产业居主导地位。他意识到，传统的劳动方式将转变为现代劳动方式，“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视者和调解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14]这种生产正是信息产业的工作特征；注意，他特别提到人类活动、人类交往也会出现这种情形，这种关于传播现象的预见现在已经是现实了。另外，马克思也注意到劳动力明显地向知识密集性产业的转移。他就人员向电报业、铁路的转移写道：“知识的扩大当然是‘辅助资本’增加的条件之一，……例如，电报的发明为投入‘辅助资本’开辟了完全新的范围，铁路等等也是这样。”[15]

第二，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劳动中智力的支出将超过体力的支出。用现在的话说，即白领工人替代蓝领工人成为劳动力的主导部分。这种新式劳动者的工作特点，他用学术性语言叙述如下：“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16]这里的“媒介”是指自动化机器体系，而所论述的工人所处的位置和特点，正是现代白领的位置和特点。

第三，资源结构发生变化，知识生产力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极其重要的资源。在论述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的同时，马克思得出结论：“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中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7]现在的大众媒介，特别是通讯卫星、电视、电脑等等，不正是知识生产力在社会实践中、生活中的直接的器官吗？用现在的话说，即资源结构发生变化。

第四，科学的组织和决策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从以上的分析中，马克思进一步得出结论：未来社会进化程度的标准，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8]这里谈到的“一般智力的控制”，即是科学决策的控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交往和交往革命的论述、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预见，明显地含有后来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等思想的影子。而我们在论证现在的信息社会的特征时，很少想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来分析问题；在论证媒介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时，也很少想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技术革命的思想分析问题。现在这里予以强调，意在突出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传播现象中的主导地位。

三、不应忽略列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报刊思想的无商品交换共产主义试验的背景

列宁有过领导社会主义条件下报刊工作经验的，因而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苏维埃报刊作用的论述，经常被引证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报刊应当如何的依据。但是，多年来的引证几乎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引证的大部分列宁的论述，是在他1918－1920年期间实行共产主义试验时讲的，他当时身体状况较好，精力充沛，留下了很多论述。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共产主义试验是错误的，列宁后来承认犯了错误，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只能用有限的精力论述更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关于报刊的论述很少，而且分散。我们在引证列宁的话时，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即认为革命导师的话完全正确。其实不然，应该历史地看待革命导师的论述，要重视他们论述的时代背景。

1918年春，列宁受党中央的委托起草《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确定在苏维埃俄国实行共产主义。他几易其稿，最后这篇文章的定稿发表在《真理报》上，影响很大。后来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传播很广。中国共产党最早翻译的列宁著作之一，便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当时的译名为《劳农会之建设》，1921年）。从这篇文章开始，持续到1920年左右，他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述，其背景是没有商品交换的共产主义试验。

列宁谈到的苏维埃报刊任务的一系列观点，是在涉及共产主义试验的经济改革时提出的，他的共产主义改革包括以下六项经济措施：

——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

——立即着手全面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暂时不废除货币，但一切交易要经过消费生产公社，记入劳动消费手册。

——银行业完全集中在国家手里，一切货币－贸易周转完全集中于银行，强制所有企业在银行建立起账户，货币都要存入银行，汇款必须通过银行。

——对产品的全部生产和分配普遍实行计算和监督。起初由工人组织执行，然后过渡到由全体居民执行。

——通过组织各消费生产公社之间的竞赛，达到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有步骤地采取措施向公共伙食过渡，为大量家庭办理集体伙食以代替各个家庭单独料理。[19]

这些设想的关键点有三个：强制劳动、取消商品交换、实际上取消货币。从现在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两个“取消”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强制人民参加公社，与共产主义的理想本身是矛盾的。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人们还在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而斗争的社会，实行这种“共产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在这种大背景下，列宁关于苏维埃报刊的论证中，包含一些正确的观点，还有一些观点属于理想化的设想，也包括一些明显的错误观点。下面谈几个具体问题。

1，错误地认为取消报刊的订阅制而实行分配制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

列宁十分痛恨资本主义条件下报刊分配的不合理性，而因在苏维埃的出版政策方面，他强调劳动人民一定要实际获得更多的报刊。既然共产主义试验取消了商品交换，于是报刊由中央出版供应社和地方分社按一定比例来进行免费分配。西方国家的媒体，多数是作为一种企业存在的，列宁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资本主义现象。这个观念直到1921年2月关于人民教育委员部工作的报告中，他仍是在样一种论述逻辑，当时他说：“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的企业，成为富人发财、向富人提供消息和消遣的工具，成为欺骗和愚弄劳动群众的工具。我们摧毁了这个发财和欺骗的工具。……在报纸的分配方面，我们取消了订阅的办法。这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20]

关于苏维埃报刊的发行，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从废除苏维埃报刊的订阅制到实行内部货币结算的分配制，再将这种分配制改变为完全的免费分配制，接着很快废除免费分配制，重新实行订阅制。无论怎样做，列宁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广大群众能够真正获得出版物的大部分。但是其中也有一种观念在起作用，即他把报刊像企业那样运作视为是资本主义，订阅制以承认报纸是商品为前提，当然要废除。后来列宁又实行了订阅制，这意味着报纸和其他出版物是商品。列宁在观念认识上应该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有他签署的1921年11月的新决定，从侧面反映了他的观点可能发生了变化。当时，俄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也是一个新的背景。

2，基本否定报刊报道新闻的基本职能

列宁谈到苏维埃报刊时，要求它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这个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当时他是在对比资产阶级报刊时提出来的，论证中鉴于那些报刊过分报道了琐碎的新闻而基本否定了任何报刊都应有的基本职能——报道新闻。他写道：“让我们把报刊上那些报道所谓日常新闻的材料减少到1/10（如能减少到1/100更好），而让那些向全体居民介绍我国少数先进的劳动公社的模范事迹的报刊广泛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 [21]

列宁还提出了一系列“报刊要成为××工具”的要求，例如：“报刊应当成为我们加强劳动者的自觉纪律、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陈旧的即完全无用的工作方法或偷懒方法的首要工具”。“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人力、防止目前我们深受其害的骇人听闻的盗窃产品的行为方面取得实际成绩，——所有这些，应当成为我们苏维埃报刊的主要内容。”[22] “我们的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23]

列宁批评报刊上政治空话和琐碎的日常事务的报道太多，是切中时弊的。但是，将报刊主要的报道新闻的职能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旧习惯和旧传统，要求将报纸上的新闻减少到1/10甚至1/100更好，这种以否定报纸基本职能来达到国家行政目的的具体思想，显然是不正确的。不应将报刊报道新闻与教育群众完全对立起来，不应将以新闻价值为基本行业准则的新闻纸，变成纯粹经济生活经验的材料。报刊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防止偷懒、盗窃之类社会问题的首要工具。在这方面，列宁共产主义试验中关于报刊任务的论述，带有超越历史阶段的空想性质。列宁在谈到报刊时，只从国家行政领导人的角度论证，忽略了报纸作为一种社会行业的基本职能，而硬性将它改变为一种每天出版的苏维埃文件，人们对新闻的需要被作为一种奢侈消灭了。

列宁说这些话时表现出他的焦虑，因为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试验中，工人们并没有像他想象得那样自觉，流氓无产者的偷懒和盗窃现象较为普遍。在基本生活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偶然的个别的自觉劳动是可能的，但要求整个社会实行自觉的劳动纪律是不可能的。他太想推进共产主义进程了，于是寄希望于报刊在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被我们视为列宁新闻学名篇的《论我们报纸的性质》（发表于1919年6月1日），便反映了列宁的这种焦虑情绪。他批评报刊为什么不批评这个、揭露那个，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已经可以看出，没有激励机制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造成了何等的社会混乱，但是当时他似乎还没有认识到问题出在共产主义劳动公社制度本身，而把火气发在指责报刊揭露得太少。如果报刊揭露得多一些，就能改变现状吗？显然这种愿望是虚幻的。

3，批判“商业秘密”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公开一切企业活动

列宁要求公开报道各个劳动公社的经验（包括生产技术的细节和管理经验），通过报刊沟通各公社之间的联系，树立榜样，带动整体的进步。他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商业秘密”、相形对照之下提出这个观点的。就此他写道：“资产阶级共和国……用保护‘神圣财产’的‘商业秘密’掩盖作坊中、交易中、以及供应等等活动中的真实情况。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商业秘密，走上了新的道路，可是在作为经济竞赛而利用公开报道方面，我们几乎还没有做什么事。”[24]列宁设想，这样一来，各个公社的经济问题就可以提交群众评判，帮助他们认真研究来改进生产。他强调：“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25] 他多次要求报刊打破“商业秘密”这一资产阶级的习惯作法，写道：“资产阶级报刊决不涉及 ‘最神圣的东西’——私人工厂和私人农场的内部幕。这种惯例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我们应当坚决抛弃，但我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报纸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得适合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的要求。”[26]他认为，资本主义企业竭力不让外人知道企业内部的事情，因为他们想总揽一切、独断专行，不许外人批评。而社会主义的劳动公社公开讨论企业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这正是生活中最根本的、最主要的、最迫切的问题。

列宁对于“商业秘密”的批判，是以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为背景的，现在看来，其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后来他主动放弃了这一试验，实行“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没有再否定过“商业秘密”。

根据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知道，并非凡是市场经济的行为都是“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媒体有责任维护它。现在我们引证列宁关于“公开报道”的论述，应该考虑到他当时企图消灭商品交换的背景。在现阶段，报刊必须依法维护企业的商业秘密，不得侵犯，如果像列宁要求的那样在媒体上公开企业的商业秘密，那是一种新闻侵权，会给企业，甚至会给国家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与“强制推行”联系在一起的“榜样的力量”、作为司法程序一部分的报刊“黑榜”

在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背景下，列宁提出了两个相辅相成的观念，即通过树立好的劳动公社的榜样来带动其他公社，同时在报刊上开辟“黑榜”，公开揭露那些坏的典型。他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而且一定会使榜样的力量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成为首先是道义上的、其次是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范例。”[27]他讲到“榜样的力量”，与“强制推行”相关，因为他设想的共产主义劳动公社试验，第一条便是“强迫全体居民参加消费生产公社”。从现在看，无论当时有怎样的理由，这样的设想欠妥。

列宁还设想通过在报刊上开辟“黑榜”来鞭策落后、批判各种错误的行为。他写道：“把那些顽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即无政府状态、好逸恶劳、无秩序、投机活动的公社登上‘黑榜’。”“它应当揭露每个劳动公社经济生活中的缺点，无情地抨击这些缺点，公开揭露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弊病，而呼吁劳动者的舆论来根治这些弊病。”一旦那些企业和村社被登上“黑榜”，就“要采取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措施和法令）把它们整顿好，或者列为受罚企业，把它们关闭，并且应当把它们的工作人员送交人民法庭审判。”[28]看来，这种报刊的“黑榜”还不是纯粹的舆论监督，而且似乎是惩罚、司法行为的一部分。这与列宁关于共产主义试验的设想有关，他的改革目标是：“废除议会制（立法与行政分立）；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结合在一起。”[29]

列宁要求报刊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公开揭露工作中的一切错误，这对我们现在的媒体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但是要直接依据报刊的“黑榜”来进行处罚，乃至依据“黑榜”送交人民法庭，不符合法治程序，报刊的“黑榜”只能作为一种社会评价或舆论的表现。

四、应当正视斯大林“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的错误观点及造成的恶劣后果

关于斯大林，我们都认为他有一定的历史功绩，同时也犯有重大错误。但是在党报思想方面，他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并没有认真地讨论过，而他的思想对中国党的影响更大更直接。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长期担任格鲁吉亚地区党的负责人，是一位坚强的职业革命家，曾经七次被捕六次逃脱。1911年底，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调到彼得堡工作。由于接连第六次和第七次被捕，实际上没有参与多少中央的工作。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被释放，回到彼得堡，实际上主持刚刚被指定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真理报》编辑部。十月革命前他的党报思想，不少地方与列宁是相佐的，特别在十月革命前夕的关键时刻，他不执行列宁“不与临时政府合作”的方针，拒绝在党报上发表列宁的《远方来信》。后来他曾以委婉的口气承认了自己当时的错误。

斯大林关于党报的论述中，改变列宁一再倡导的党内思想交流的传统，造成党内交流的僵化，恐怕是最主要的问题。“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这个观点，较集中地反映出斯大林在党内实行思想专制的一面。列宁时期，俄国党内的意见交流是活跃的。且不说十月革命前，就是在掌握了全国政权后，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的许多个人观点的争论，是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或在党的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中公开进行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工作，在工作上他们按照党内和国家的民主程序办事，基本是相互配合的。正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人之间自然形成的公开讨论问题的习惯，我们才可能从列宁和其他俄国党的领导的著作中，了解到某个观点或策略的形成、发展、变化的过程。

列宁1923年3月9日以后，完全丧失说话能力。斯大林开始排除他通向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前四天，即1924年1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对托洛茨基发起了全面的批判。他从会上有的人说的“不要欺负托洛茨基”谈起，说明禁止托洛茨基和其拥护者发言的理由是：“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他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另一个是“保证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来看民主，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30]

这里谈的是“党内民主”，而不是国家的传播政策。如果说党在过去沙皇统治的黑暗时期还需要充分的党内民主，甚至党章还规定了保障少数派发表意见的权利，那么，在党取得了政权后，竟得在实现国家工业发展和取得国际和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实行党内民主，这其中的逻辑被斯大林完全说反了。必须有党内民主，因为党是由有共同政治信念的人自愿结合成的社团，党内民主是党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前提。

1925年12月，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措施，几乎完全封闭了党内意见交流的正常渠道。他废止列宁自1910年起一再倡导、1920年党的十大再次做出决议出版党内争论刊物的惯例，指出：“我们反对出版争论专页。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辟有争论专栏。这已经足够了。不能沉溺于争论。我们是国家的执政党，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上层所发生的每一个小争论都会在国内引起对我们不利的影响。至于国外就更不用说了。”[31] 1910年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非法的、秘密状态的党；1920年时的俄共（布）是执政党，面临着经济崩溃和白卫军的叛乱，这种情况下列宁仍然提倡出版党内的争论专刊。1925年时的联共（布），其环境条件比列宁在世时好得多，斯大林反而以党的名义禁止由党出版这类刊物，其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目的是维护自己个人的地位，防止与他能量相当的党内同志可能的对他的批评。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十四大上提出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份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并报告了编辑部的组成人员。斯大林禁止他出版，理由是：“我们不同意这样做，并声明说，这种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平行的杂志必然会变成一个集团的机关刊物，必然会变成反对派的派别组织的机关刊物；这种做法是危险的，并且会破坏党的统一。换句话说，我们禁止出版这种杂志。现在他们想用‘禁止’的字眼来吓唬我们。但是，同志们，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我们看来，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是空洞的，而党的利益才是一切”。[32]在这里，斯大林关于党内思想交流的一个基本思想便是“党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

果然，当1927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被开除出党后，1928年斯大林号召大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他批评不敢开展批评的理由（怕被敌人利用），正是他1925年反对出版党内争论专刊的理由。他写道：“有时候人们说，自我批评对于还没有执政的党是好东西，因为它‘无物可失’，但是对于已经执政的、周围有许多敌对势力的党却是危险而有害的，因为敌人会利用它的被揭露出来的弱点来反对它。这是不对的。这完全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掌握了政权，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因为我们建设的成就而骄傲自大，正因为布尔什维克可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而有利于敌人，所以在现在，在取得了政权以后，尤其需要自我批评。”[33]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的前后论证问题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色彩。

任何民主必须以一定的形式存在，将民主的形式和内容对立起来，结果只能是完全取消民主。高于民主形式的党的利益，也不可能是党的利益，只能是掌握党的权力的少数个人的私利。民主是无产阶级的党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恩格斯的话应当牢记：“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34]当斯大林批评党内同志是“派别”时，也就是将自己摆在了“正宗”的位置，其实，他自己与那些跟着他迫害党内同志的追随者们，本身就结成了一个与党的组织原则相悖的派别。

引文：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14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4卷16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8卷1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0卷653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55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358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9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31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2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3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文版第169页，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18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Ⅲ册48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18、22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下册2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69-7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0]《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40卷33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3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7卷30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4]《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7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7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6]《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5卷9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7]《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36-1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8]《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172、136、13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9]《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34卷6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0]《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8-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1]《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32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2]《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319、32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3]《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1卷11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7卷470-471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