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上的创新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新境界的思考
【 作 者】江苏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课题组
【内容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史上的总命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这个总命题下展开的探索，而不仅仅是党建理论的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应“时代的呼声”，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推进到新境界。实现这一理论创新的关键是“与时俱进”，是对企求一劳永逸地完成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惯性裹胁的突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石。
【摘 要 题】理论视野•理论创新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境界/理论基石
【 正 文】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创新中。20世纪社会主义的百年史，可以说是反复解读列宁“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6页。）这一方法论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历史的总命题。在当代中国，依据实践、依据经验的事实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理论成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理论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创新。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著名主题报告，其中讲到，“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我们似乎感悟到邓小平在当时就有一种理论预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他的探索及在他之后的探索中，必将有新的“顺利发展”。即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实现了邓小平这位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科学理论预期，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理论探索史上的总命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科学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和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为基石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共产党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长和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历史，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的独特道路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在这一理论探索的进程中，曾经相继实现了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飞跃，产生过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探索进程的继续发展，则在党的当代理论历史上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这些理论，都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总命题下所作的光辉探索的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的开拓，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为争取社会主义目标所必须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革命领导权、革命道路、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重大问题，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并进而领导全党创造性地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道路，从而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探索，也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指导思想与工作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崭新历史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吸取了历史教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第一次用新的思想、观点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性的重要结论，如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社会主义也要改革，改革是一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实行对外开放，开放也是一种改革，改革开放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新水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邓小平所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阶段，如邓小平的一贯思路所明确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终结阶段。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没有黑格尔式的神秘主义的历史终结论。邓小平不仅建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体系的理论，更重要的是恢复了这一理论所应有的实践源泉和创新活力。所以，继邓小平的理论探索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上继续开拓出新的境界，这就是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所建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总命题下理论探索的一次重大创新，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当然必须密切关注党的自身建设的当代重大课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一批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接连丧失执政地位，而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又接连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如何改善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就是党必须认真对待、在党指导思想中必须给予科学回答的问题。因此，关于党的先进性、关于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的理论探索，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就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具有核心意义的组成部分。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总命题下所展开的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全部实践的探索。在这个总命题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极为丰富，涵盖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奋斗目标、发展道路、战略布局、社会动力以及这一伟大事业的领导核心力量等各方面的全新历史课题，形成为一个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集中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时代的问题和科学的回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是时代前进的客观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成果。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某种偶像化的理论教条，而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对历史实践的回应。马克思是这样把握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他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在当代中国，这种时代的“最实际的呼声”、这种“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最集中的就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归结起来，也就是在新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与当今国际局势、科学认识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与党的现状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因而是对当今时代“最实际的呼声”的回应，是对“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的回应，是马克思主义者科学思维的无穷活力的展现。
　　对于时代问题的回应，首先建基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并由此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各方面问题的科学回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江泽民同志把发展这一主题贯穿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中，在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著名论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新论断，强调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观。他指出发展要善于抓住机遇，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发展是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邓小平同志“两个文明一起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发展应包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上，江泽民同志提出本世纪头二十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并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从而深化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丰富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并着眼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指出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使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我们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上，江泽民同志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强调一要坚持社会主义，二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把改革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工作的强大动力。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并把它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他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理顺分配关系、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作了全面论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上，江泽民同志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加快的趋势，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积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同时，要大胆地借鉴和吸收工业化发达国家一切先进的东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作出了加入世贸组织的重大战略决策，并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同时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等基本原理，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并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力量动员与组织上，江泽民同志根据国内社会利益关系变化的新特点提出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他指出，必须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在全社会认真贯彻；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他提出了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富有全新时代含义的标准，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在推进祖国完全统一上，在按照“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祖国的同时，江泽民同志郑重指出，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并提出了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上，江泽民同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互促进的进程，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江泽民同志在深入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同时，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进行了长期深入的思考。他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创造性的回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
　　江泽民同志继承邓小平同志关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的思想，高度重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以改革的精神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
　　江泽民同志对新时期坚持党的领导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坚持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它具体表现在党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全局工作、对军队和其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对干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各个方面。
　　江泽民同志总结十三年来的历史经验，并着眼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指出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而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党才能团结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江泽民同志指出，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要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结合起来，把两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把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要把党的先进性放到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实际作用。

　　江泽民同志对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作了全面论述。他阐明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他指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要求是：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党风廉政建设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坚持“与时俱进”
　　对时代问题的科学回答，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其关键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勇气和科学态度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今天我们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首先要谈的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江泽民同志提出“与时俱进”这一重要命题，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给党在理论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一代共产党人敢于解放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形成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使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选择和政策选择符合时代的特点和历史的规律，这时党的事业就发展壮大，就能实现党的奋斗目标。但是，任何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管曾经多么正确，曾经指导党的事业取得多么伟大的胜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终结对社会主义的全部认识。虽然这种认识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启发作用，但它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后来的社会主义者根据时代的要求实现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历史不会中断其前进的步伐，时代总是在变迁中。时代的前进常常会使人们在原先条件下形成的正确认识渐渐变得落后、保守，甚至可笑。在这个时候，人们就需要对事物进行重新认识，并对原先确立的认识进行历史辩证运动中的审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样应遵循这样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到1923年1月的时候还在宣称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7页。）。如果谁认为前辈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一劳永逸地终结了对社会主义的全部认识，谁就渐渐不能再走在时代的前列，谁就会在对传统的保守中渐渐走向挫折甚至失败。
　　事实正是这样。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从事革命的共产党人在处于革命的历史方位上的时候，在领导各国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进行的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曾经做出过非常正确、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选择和重大理论创新。其中有许多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理论财富。但是，如果把党在革命的历史方向上的经验、理论固定化、神圣化、乃至僵化，那就是一种极大的危险。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大致可以说由两大事件组成，一是成功的革命，二是由一度成功而后严重受挫的建设。在不少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曾以摧枯拉朽之势，清扫了旧政权，剥夺了剥夺者。但是，当共产党人进入执政时期，领导国内建设初期曾有过凭藉革命惯性而取得的成功业绩，但是继续按照革命时期的思路和经验来应对执政和建设中的问题，就会迅速出现失误不断，步履维艰，甚至犯下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引起国内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乃至整个社会各方面的严重震荡。大震荡的结果使前苏联和东欧的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转向低潮。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低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指导思想方面说，过分陷于对革命时期理论和经验的崇拜，在一种传统经验与理论的惯性裹胁中不能自拔，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自我封闭、计划经济的体制选择，也与革命与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政策的优先地位、高度集权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直接动员社会力量的群众运动方式、政治权威力量直接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密切相关。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种准战时经济。所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说：“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注：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正是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关于党的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明确认识到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注：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明确了党的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就必然要求党的指导思想创新。即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注：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在清醒认识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针对党的队伍、所处环境和担负任务发生的变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这一理论创新，展现了这一代领导集体极大的政治勇气和严肃的科学态度。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注：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只有通过理论创新才能推动其他各个方面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的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的创新，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认识上的创新。1998年初，江泽民同志在《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一文中指出，“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江泽民同志认为，这是“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也是邓小平同志期望于我们的”。正是立足于这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场，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强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要突破我们。”（注：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放眼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任务必将更为紧迫和艰巨。江泽民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在贯彻“三个代表”思想中，我们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解决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例如，如何深化基本经济制度含义的认识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性障碍，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坚持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如何在当前出现利益大调整，新的阶层的出现与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的条件下代表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等等。因此，在兴起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必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共产党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石
　　过去的20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历史性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已经开启航程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则必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所要继续推进的事业，就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共产党人所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事业需要成功的理论，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基石。
　　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更加曲折复杂、动荡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前行。面对当今世界，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局势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越来越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更加曲折中发展，科学进步日新月异的步伐正在加快，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作为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大变动或者大变革中的发展中大国，作为处于相对弱势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对的复杂局势同样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以战略家的眼光牢牢把握21世纪头一二十年这个不可多得、稍纵即逝，紧紧抓住便可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也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将可能遇到各种可以预见的或者不可以预见的风险与困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曾经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赢得足够的发展，正说明了社会主义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同时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在很大程度上赢得外部机遇而内化为自身成长要素，从而变得更加坚强有力。这一转化的关键就在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兴旺发达、永葆青春，其理论基石就在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放眼今天的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昌盛，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从现在起到本世纪的中叶，中国社会将发生更加深刻的变革，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目标已经明确，蓝图已经绘就。理论基石已经奠定，创新思路已经展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入新境界，也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实践中写下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