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公共利益需要是行政征收制度的核心,也是行政征收行为的目的。公共利益的有无是衡量行政征收合法性、正当性的要件。然而法律规定对公共利益的模糊界定为实践带来了诸多问题。本文从公共利益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出发,对受益对象和利益内容分别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公共利益判断过程中应考量的理念和价值,并提出应提升公民个人自主性,扩大公民参与度,推动公共利益判断向程序化的界定模式转变的可行性思考。

简介：文章以利益相关者为视角,界定了我国公立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了我国公立大学财务治理存在的问题,按照大学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以及监督机构的组织结构来设计大学财务治理结构,规范了各利益相关者在大学财务治理结构中的权利和责任,提出完善我国公立大学财务治理的对策。

简介：分散的利益诉求在行政立法中往往较难得到保障，故有必要借助于组织化利益表达方式，但该方式在我国存在着诸多困境：利益的组织化有着一定的制度性障碍；不同利益群体间利益表达能力失衡，部分强势利益集团能够“俘获”行政立法主体。而一些弱势利益群体则因组织化程度低及缺乏利益代表等原因而在行政立法中集体失语；作为一个重要的组织化利益体的行政机关本身存在通过行政立法将部门利益合法化的危险等。因而，有必要降低利益主体的行政依附性，赋予其必要的结社自由；提高弱势利益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利益均衡表达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的立法程序，防止行政立法权的滥用等。

简介：近年来,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表现出明显的定向增发股权再融资偏好。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2006—2012年间实施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募集资金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投资者情绪、利益输送的角度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选择方式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投资者情绪越低迷,公开增发利益输送效应越小,定向增发利益输送效应越大,上市公司更偏好定向增发融资;反之,则上市公司更偏好公开增发融资。因此,在中国股票市场＂熊市＂经历的时间要比＂牛市＂长得多,即投资者在大多数时间段处于情绪低迷状态的因素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转向定向增发融资是基于大股东实现利益输送的理性选择。研究结论对规范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有效发挥中国股票市场的资金融通功能具有积极意义。

简介：摘要企业品牌建设是一个由多方共同参与、内部子系统相互协调的系统过程。本文创新性地引入“利益相关方”概念，指出企业应致力于经营品牌关系，而不是只重视商品交易；要重视和善于运用利益相关方的影响力，而不是仅仅重视顾客或股东，理清了品牌建设的具体内容及其目标受众群体，明确品牌建设与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从品牌建设的视角出发，处理好与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从而提高公司品牌形象，创造品牌资产。

简介：编辑同志：大学毕业后，我与有着同样想法的同学陈某、林某，通过向亲友筹措和银行贷款，各自出资20万元，合伙开办了一家公司。凭借各自所学知识，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公司渐入佳境，不仅利润颇丰，规模也不断扩大，甚至还在同城、外地共开了6家连锁基地。两个月前，陈某和林某却提出要我退出合伙，理由是公司能够做大做强、形成气候，全是他们的功劳。而我虽然没有什么过错或给公司造成损失，也不存在约定的必须退伙的情形，但却能力不足，社会关系有限，一直等同于他们养着我。

简介：由于采用了典型情景立法技术,“为他人谋取利益”得以进入立法并成为“收受贿赂型”受贿罪的构成要件。综合考虑文字含义、法条体系以及立法原意,可以发现“为他人谋取利益”实际上是一个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复合体,在立法逻辑、价值评判、司法实践等不同层面遭遇了诸多困境,特别是对于“受感激型贿”“受投资型贿”“受不谋利型贿”等非典型受贿行为难以纳入打击范畴,无法适应当前严峻的反腐态势。为此,需要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予以立法改进,即仅保留“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将其由受贿罪“构成要件”转变为“责任要件”。如此改进之后,不仅可以避免前述困境,而且符合受贿罪的设置目的,吻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契合犯罪既遂理论,避免对同一行为的重复评价,并体现了对古代立法的借鉴与国际通例的接轨。

简介：对于如何解释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向来存在着“主观说”和“客观说”的争论，前者认为其为主观的超过要素，进而认为收受型受贿是目的犯，只有收受他人财物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时才能构成该罪；后者则将其理解为一种客观行为，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任何一个行为即可。

简介：利用不当得利所获利益虽然是以不当得利为基础,但其获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受领人对该不当得利进行的积极管理和利用。获利除有不当得利作为"资本"外,还凝结着受领人所付出的"劳动力",其归属也应当在受损人和受领人之间认定。采取扣除劳务管理费后予以收缴的规定,显然是公权力对私主体合法权益的一种侵犯。对于这种以公法强制解决私主体利益从冲突的做法,在民法典的编撰中应做出调整。

简介：以往的研究表明，金字塔式的学术系统，只有少数精英学者和大学站于塔尖。伯顿·克拉克曾指出，“学术系统是一个不断分层、分化的系统”。托尼·比彻认为学术系统存在“喙食等级”。默顿也同意，学术系统出现的少数精英主导的分层格局主要源于对科学发现的贡献以及“马太效应”的社会选择过程；宏观意义上的马太效应——学术系统的内部分层结构，源于导致科学资源和天才集中化的社会选择过程。我国学者阎光才认为学术认可、学术荣誉是学术等级生成的原因。

简介：顶岗实习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顶岗实习的利益相关者众多,在其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实习岗位不对口、指导效果不达标等一些问题。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建立利益均衡、协同发展的顶岗实习管理体系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实现高职院校顶岗实习可持续发展。

简介：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测度了1995-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趋势和结构,并通过对双边贸易的价值增值分解,揭示了中日贸易的利益分配格局。结果表明：中日贸易整体被传统海关贸易核算方法高估,中日贸易利益分配格局上,两国从双边贸易中的获利能力下降,但两国之间贸易更加密切,价值分工更加明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贸易格局在加强。

简介：公立高校校长遴选信息公开牵涉的利益种类繁多且利益属性极具多面性,是美国高校信息公开领域争议最大且最为复杂的公开实践。在各方利益因公开与不公开导致的对极冲突中,利益衡量成为缓解争议、平衡冲突利益的关键手段。保障公众知情权、确保高校正常运作及维护个人隐私是利益衡量的基本导向。法定豁免条款及法院判例显现了各州利益衡量价值取向的细微不同。公开的过程性和延续性造成不同阶段的利益衡量主体和衡量结果差异明显。我国于2011年底启动部属高校公开遴选校长的试点工作,近年来公开遴选校长的试点区域及高校数量不断增加,校长遴选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势必成为趋势,利益衡量机制的重要性将日渐显现。本文预设通过对美国利益衡量实践的剖析,为我国未来公立高校校长遴选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及良性运行提供些许思考。

简介：一、介绍新加坡尽力发挥每一寸国土的力量.尽管只是540万人口、330万公民的城市国家,但该国经济在东盟10国中居第五位,在全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位列第八.国防开支总额位列东盟第一位.政治上,新加坡在印度-太平洋区域的宏观框架内,发挥重要的平衡作用,数10年来也是美国最强大的亚洲伙伴国之一.坐落于天然深水港上的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东部,成为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通道的支点,兼世界上最重要的咽喉之一.

简介：人工酵母染色体的诞生表明正如科学家所预想的那样,合成生物学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提供清洁能源、便宜的药物和新型材料等等。但与此同时,一些环保组织者认为合成生物学会给人类和环境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要求暂停甚至终止其发展。为了解决这一争议,本文将从伦理学的视角评估合成生物学的风险和利益,讨论过程中还涉及相关的技术挑战。

简介：摘要利益是社会关系下法学研究的重点内容，需考虑到利益的合理分配与利益双方的冲突性调和。知识产权法与其他法律不同，在政治渊源、文化背景、历史厚度上存在不足之处，涉及到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多项内容。在网络时代的迅速发展下，知识产权中的利益平衡逐渐被打破，需从立法、传播等方面加以干预，维护利益双方的和谐性。本文首先分析了利益平衡应用缺陷的主要表现，并分析了利益平衡的措施。

简介：高职院校是跨界组织,涉及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平衡并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是高职院校治理的基础。高职院校章程建设、理事会制度建设、校长施政制度建设、多元监督制度建设等内部治理结构的构建需要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建立高职院校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

简介：我国医疗资源的配制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农村呈现出明显分层,呈"倒三角型"[1]。医疗联合体（医联体）的组建正是为了解决我国医疗资源配制失衡的问题[2]。医疗联合体成员医院员工不仅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直接提供方,也是医联体构建和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利益相关主体[3],了解其在医联体构建运行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基本情况的员工对医联体利益诉求的差异,并重视员工利益诉求的个性化,有利于充

简介：利益分析法是解析城中村土地房屋征收过程中具体利益关系的重要方法。作为城中村主要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开发商、村集体和村民，其各自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并在利益争夺中产生众多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类型可以按利益主体和冲突强度进行划分，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在实践中表现在制度、观念和行为偏差等几个方面。城中村土地房屋征收中的利益协调过程是对利益主体的利益观念、利益行为以及彼此间利益关系进行有意识调整的过程，在对城中村土地房屋征收中的现有利益协调模式进行检视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从政治、经济、法规和观念等途径进行利益协调。

简介：著作权利的本质是私权利，但著作权利在许可使用和公共传播过程中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著作权行政执法的介入前提是侵权行为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从涉及著作权法中的公共利益来看，著作权利在使用和传播过程中主要体现为与公众利害关系相关的公共传播、公共秩序、公平竞争、公共安全、公共道德等特点。损害公共利益的认定既要考虑著作权利传播特点的客观因素，也要考虑侵犯著作权利的主观因素；既要考虑侵权行为的结果定性，也要考虑侵权过程的定量分析。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应主要从屡次侵权、恶意侵权、内容违规侵权、经营性侵权等方面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