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们采访组在兰州军区报社袁编辑陪同下,驱车160公里来到当年红军胜利会师的甘肃省会宁县。站在县城附近高高的桃花山顶,远眺经过改革开放而焕发出勃勃生机的会宁城,仿佛为我们展现出一幅红军胜利会师的盛大欢庆场景。实现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甘,是中共中央

简介：基于抗战初期华北敌后晋察冀军区的成立、边区的开辟及抗战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作出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决策,这一决策始于聂荣臻1937年11月8日的建议;筹建边区政府的组织称谓,不是称＂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处＂,而是称＂晋察冀边区临时政府筹备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不是1938年1月11日至15日,而是1938年1月10日至15日;与会代表人数,不是146人,也不是148人,而是各县代表145人,筹备委员4人,共149人;边区政府成立时的辖区范围,不是军区成立时的36个县,也不可能建立晋东北、冀西、冀中3个政治主任公署,而是从平汉路西扩展到了冀中平原,达40余个县;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行政委员会,并制定了正确的施政方针和政策,这＂两大建树＂创造了高举抗日与民主的大旗与运用合法性策略开展工作完美结合的经验。

简介：县政权,是中共政权系统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环节。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的县政权建设经历了起步与发展的历程。晋察冀边区的县政权虽属初建,却在探索实践中不断发展,其不仅表现为县政权组织构成和主要职能的组建与嬗变,亦表现为县政权会议制度的创建与改进,都体现了延续与渐变的因时而易的特点。在这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决实行抗日民主政策,团结社会各阶层,不断扩大民众的民主权利,实行民主决策,促进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好地适应了战时变局,为其后的中共县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简介：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在敌后游击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克服缺医少药的严重困难,进行战伤救护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构建了战伤救护工作体系,通过一线部队自救互救、＂初步疗伤＂抢救伤员、分散隐蔽式救护、因时因地制宜快速转运与及时救治,有效地减少了伤员的残废和死亡,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晋察冀边区战伤救护的实践说明,＂一切为了伤病员＂的战伤救护理念、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机动灵活的救治方法是取得战伤救护成绩的重要原因。

简介：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当南方各根据地相继失守以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西北创立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硕果仅存并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战的出发点,原因很多,重要一条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根据地领导人高度重视土地改革,敢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善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央指示精神与本地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成功地开展土地革命,给农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陕甘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显著的成绩。一方面,研究陕甘根据地史的专著、专题论文的数量急速增加且质量较高;另一方面,该领域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展,研究内容也更加丰富。如对陕甘根据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陕北肃反＂的深化研究,尤其是对根据地革命精神的拓展研究,成为陕甘根据地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和新领域。但该领域在取得喜人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为进一步推进研究,必须充分利用＂旧＂资料,挖掘＂新＂资料;开拓研究视野、创新研究理论和改进研究方法;扩展研究领域,丰富研究内容。

简介：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长征途中积极筹划创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俄界会议提出了建立全国革命中心的课题，榜罗镇会议形成以陕甘苏区作为全国革命总指挥部的战略决策，到达陕甘苏区后这一战略决策得以实现。全国革命总指挥部所在地陕甘苏区，成为实现中国革命复兴的重要基地和大本营，亦为后来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这对各路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简介：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改造旧村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经历了半政权性质的村＂动委会＂,到民选抗日村长,再到建立村民代表会议这样一个逐步改革的过程。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邻闾制,人民真正争得了当家作主人的权利和地位。历史证明,民主选举是实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助推剂;边区村级政权＂议行合一＂的一元化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不同于英美式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新路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保证村政权改造和健全的关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依法施政,是村政权建设的发展方向;坚持用制度机制规范和约束权力,是确保村级政权工作人员始终保持良好作风的根本方法。

简介：2014年11朋7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80周年纪念日。9月28日，中共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在庆阳市华池县南梁镇先期主办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地位”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共庆阳市委、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