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商代甲骨卜辞里的牢、■分别指经过系养的牛和羊。西周以来牢字取代了■。为了区别经圈养的牛和羊,在牢前加上大小,用大牢专指体型相对于羊要大的经圈养的牛,用少牢专指体型相对于牛要小的经圈养的羊。《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关于＂太牢＂＂少牢＂分别是牛、羊的说法更贴近周代社会实际。

简介：沿承清末,民国初期电话号码的位数多以四位数为主,同时存在三位数及含汉字的电话号码。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五位数号码,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三、四位数号码并存。当时另有总机、分机运作模式。至于号码位数增加的缘由,一是电话装机数的迅猛增长,二是技术层面单线改双线的促动。公共服务号码出现于1935年,其职能以提供问询服务为主,此外还涉及救火、救护、报警、叫醒等,号码形式不统一,区域差异很大。＂好号头＂的标准与今天不同,除简单易记之外还要易拨,汽车租赁行业的电话号码最具代表性。此外,民国时期对特殊意义上的＂好号头＂也非常重视,主要体现在谐音电话号码上。

简介：本文通过对文献、考古出土材料以及传世收藏品的梳理,对汉唐时期的铜镜置镜方式进行探讨.铜镜置镜方式早期形式并不固定,到东汉至两晋时期,基本固定为支架型和立柱型两种,由于该时期垂足坐具还未出现,古人席地而坐,为了满足照容的需求,置镜或在几案上,或直接在坐席上.

简介：东周时期金属铸币，如燕国、齐国的刀币，东周、郑国、卫国和晋国的空首布，赵、魏、韩三国的平首布，楚国的铜贝等，其币面常铸有文字，这些文字中有很多是地名。据黄锡全先生统计，先秦时期金属铸币上的地名不少于400个。

简介：在对史前夏商时期奠基遗存的相关研究中,目前存在以下三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一是如何界定＂奠基＂的内涵;二是如何确立甄别奠基遗存的标准;三是如何进一步论证部分瓮棺葬的奠基性质。本文分析认为,＂奠基＂是人们在建造一切形式的建筑的过程中,为奠定建筑物的基础而举行的某种祭祀仪式;其不仅包括为生者奠基,还应包括为死者奠基。结合＂奠基＂一词的内涵和判别仪式遗存的基本方法,甄别奠基遗存应遵循两项基本原则：一是要确定遗存与建筑物之间存在内在的时空关联;二是要认定遗存中存在某些具有宗教祭祀意义的物质遗存或特殊形式。瓮棺葬与其附近建筑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其中部分瓮棺葬符合甄别奠基遗存的两项原则,它们应属于奠基遗存。

简介：马镳是最重要的一种御马器,它往往与马衔配套使用,在人类对马的开发和使用过程中意义重大,《说文解字》中记载“镳,马衔也”①。王筠《说文释例》:“案,上文衔,马勒口中也,革部勒,马头络衔也,然则勒以革为之,所以系镳。

简介：胶东抗日根据地依据抗战不同时期的斗争特点,以及自身实际情况与掌握的资源,灵活调整斗争策略,建立北海银行并发行北海币,以重要战略物资为基础稳定币值,开展对敌斗争。太平洋战争前,胶东根据地主要开展单纯的银行货币斗争,但已认识到物资对货币的支撑作用。珍珠港事件后,敌人对根据地进行经济掠夺,胶东北海银行以物资为本位,通过发展生产、贸易管理来支撑货币斗争,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

简介：现藏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博物馆透雕。虎呈站立式，张口含咬鹰头部，右前蹄踩踏鹰颈部，颈部饰有项圈及叶片纹。鹰、虎耳上均饰有叶状纹、心纹、圆圈纹，并镶嵌有绿松石和料石。

简介：为探讨河南巩义窑、河北邢窑出土的不同时期青瓷、白瓷的原料来源，用显微观察、电子探针（EPMA）等手段，分析其原料来源及技术工艺进行分析，并探讨两窑之间的技术联系。分析可知，两窑在瓷釉、瓷胎的原料配置上存在差异：巩义窑瓷胎均使用当地高岭土一元配方，瓷釉中加入瓷胎原料为基体并加入高钙草木灰；邢窑瓷胎在使用当地高岭土的基础上加入长石类矿物原料，瓷釉中除瓷胎所使用的黏土以外，还加入含有高钙高镁的草木灰或矿物原料。两窑还存在一些共性如：两窑瓷釉均添加石英类原料以提高SiO2含量；巩义窑与邢窑两地早期、唐中期产品形制相似，原料配方有共通之处，说明当时两地在陶瓷的原料配方、制瓷技术中有过交流。

简介：本文以P.2942卷末三件牒状中的多个官称为线索,探讨了唐代宗时期的河西与伊西北庭节度使问题,主要论点包括：其一,＂使主＂＂副帅＂＂元帅＂三称所指为同一人,即接续杨志烈统领河西军的杨休明,因前任为两镇节度,杨休明及其率领的河西将士遂将他赴伊西庭视为＂巡内征兵＂,但这却触碰了伊西庭留后周逸的权利,杨休明最终于长泉遇害。其二,＂河已西副元帅＂系周逸的矫诏自称,唐廷并未设置过该职,由这一子虚乌有之称引申的＂唐廷构建了河西、北庭、安西三道联防体制＂的观点值得商榷。其三,＂尚书＂与＂副帅＂并非同一人,而是早已于甘州遇难的杨志烈,他曾主政伊西庭,故周逸谋逆作乱时自然会盗用已逝长官杨志烈名义为自己背书。其四,P.2942卷末状牒之正文中的＂留后＂单纯指这一职位,其所属＂既要留后,任择贤良;所贵当才,便请知事＂等语系谓应以贤能之人充任伊西庭留后,而这正揭示了以后两镇分别设立节度使的起因。其五,＂行军＂为行军司马的简称,系牒状作者自指,其人应为继杨休明之后统领河西军的周鼎,当时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危局,以后自己也出任河西节度使并固守敦煌,但最终也死于非命。本文文末亦归纳了唐代宗时期河西与伊西北庭节度使任职简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