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只要我们对20世纪初中日两国“人的文学”有所了解,就不难发现其历史进程的相似。但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以及其他缘故,以往的结论并非都符合历史。譬如,即使是亲身参与那段历史演进的周作人也难免偏谬。他在写于1925年10月3日的《日本与中国》里说,中国新文学“在近二十五年所走的路差不多与日本一样,到了现今刚才走到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的样子,虽然我们自己以为中华民国的新文学已经是到了黄金时代了。”说路差不多一样自然没错,但说1925年的中国新文学只相当于1897年日本文学的样子,则大谬不然。事实上,截止1897年,日本“人的文学”作品,诸如《浮云》、《楚囚之诗》、《舞女》与《嫩菜集》等还相当幼稚,而1925年时的中国新文学已经进入成熟期,《呐喊》、《女神》、《沉沦》、《隔膜》、《繁星》、《红烛》、《自己的园地》、《咖啡店一夜》等均已问世。显然,到了1925年前后,在“人的文学”进程上,中国已经大致赶上日本并保持同步了。那么,周作人何以会发此偏颇之论呢?也许他是痛感于国人在对待日本文化上所表现出的自大根性吧。对自大根性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做杂文也不妨夸张,但历史评价却应该实事求是。中日近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的确很相似,但似在哪里,异在何处,原因何在,却需要深入细致的探?
简介:学界目前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的认识尚不一致,主要分歧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有多种不同起点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化”上,其起点应该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标志着党已经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探索;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则导致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方向及其所取得成果的否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挽救了党和红军,也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伟大转变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并进而在指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成功推进了这一事业的不断发展。
简介:过去的60年中,台湾"中国研究"1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主要关注政策分析和政治教化到以学术研究为主、政策分析为辅的渐变。在这一转变进程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角色也相应经历了一个从垄断中国研究、与其他受官方影响之研究机构共同服务高层的政府智库向多元学术与政治市场中学术产出和政策影响之竞争者的转变。本文即试图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察这一转变: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与政府之关系,研究人员之教育背景,以及主办的主要学术刊物之采编政策。通过这些考察,本文认为导致国关中心转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自学者的代际更替,另一方面来自海峡两岸关系之解冻以及台湾岛内政治与教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