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的概念所指、生产方式及社会影响,均与大众传播时代表现出本质的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新旧媒介作为技术座架的差异。研究将假新闻放置在人类交流的视野中,探究其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并从主体性、主体间性与人机关系三个维度展开批判,得出如下结论:认知心理层面,假新闻通过一系列文本话语策略对公众实施'远距离操纵',撩拨社会情绪,刺激态度分化以瓦解理性共识;生产关系层面,假新闻规模产业剥削数字劳工,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化;人机交互层面,机器不仅成为交流过程中的普遍中介,而且自身也成为参与者。机器人假新闻将前两种隐喻的消极后果推进到极致的同时,也造成人类主体性地位的陨落与主体间关系的迷失。社交媒体作为一项技术,为人类敞开的是一个爱欲扩张、事实退场、信息商品化加剧、虚拟与现实生活混淆的世界,其致命弱点在于无法保证沟通与互动的真实性。而它遮蔽的恰是被传播研究长期忽视的'身体'问题。因此,研究认为'重拾交谈'可以视为抵抗假新闻对日常生活干扰的一种途径。
简介:20世纪初,'有闻必录'成为新闻从业者信奉不疑的报道原则,此后风行数十年。逻辑上讲,无论是晚清还是当下,新闻实践活动皆不可能做到'有闻'则'必录'。那么,这样一个字面上不合常理的言说,何以构成近代新闻业极具影响的职业理念?研究指出,'戊戌'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布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季民初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文章认为,'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展开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且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
简介:邮票作为一种将信息内容、渠道与受众有机结合为一体的图像传播媒介和政府主导发行的有价经济凭证,从诞生伊始就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政治意义,邮票图像的政治传播功能也远远早于它的文化、艺术和审美功能。在140年的中国邮票发行史中,邮票的图像政治传播功能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的演进历程。晚清由于封建王权的诸多禁锢,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仅仅局限为政权的符号象征;中华民国创立之后,政府在延续邮票图像政治符号功能的同时,宣传功能也开始萌芽、发展,之后由于多个割据政权的并存,这些政权充分利用邮票这一媒介进一步强化了其图像宣传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思想指导下,邮票图像的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各领域方针、政策、路线的有力媒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家政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邮票的文化、艺术功能开始全面发展和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邮票的政治传播功能减弱或消弭,而是演绎为一种具有更加成熟政治语义的图像媒介。
简介:我国政府对期刊编排领域的标准化问题重视较早,在1982年即修改采用到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ISO8:1977Presentationofperiodicals(期刊编排格式国际标准),颁布了GB/T3179—1082《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
简介:网络直播平台吸引了以青年为主体的巨大受众群体,但是,网络直播平台的采纳在青年群体内部形成了显著的数字接入鸿沟。目前,由于网络直播产业的崛起速度很快,学界对数字鸿沟的产生因素了解甚少。文章使用计划行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期望满足理论来作为理论框架,通过两个独立的探索性的调查来考察影响青年群体采纳意图及持续使用网络直播平台的因素。发现产生这种数字鸿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采纳者对直播平台的态度能够促进其持续使用的意图,但非采纳者的态度与其采纳意图负相关;采纳者的主观规范能够促进其持续使用的意图,而非采纳者的主观规范与其采纳意图无关。从社交网络内部的互动来看,基于身边社群的互动均能够促进群体内部主观规范的形成,但对于采纳者和非采纳者来说,形成的主观规范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群体因为网络直播平台的数字接入鸿沟已经发展成为显著的文化分隔。
简介: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保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文化自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文化自信内涵丰富深厚,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强有力的支撑力量。而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华美学精神”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美学元素。从美学的角度而言,中华美学精神的相关内涵,也为文艺美学的发展与提升提供了新的契机。文艺美学生长在中国美学的土壤之中,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基因。作为一个年轻的美学分支,文艺关学的生长与发展,虽然只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有了初步成熟的学科体系,但它目前正处于“瓶颈”状态,有待于理论上的深入与突破。而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自信”以及文艺工作的有关论述,则为文艺美学的理论突破提供了思考的维度。当然,这种思考维度在文艺美学的专业层面加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