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缪荃孙,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年自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生.早年随侍其父缪焕章游宦四川,于同治六年(1867)考中四川乡试举人.光绪二年(1876)成进士,入翰林院.历宫顺天乡试分校、国史馆纂修、总纂.后因遭人排挤,愤而辞官.自此以教读为业,先后主讲梁溪南菁书院、济南泺源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常州龙城书院.晚年曾东渡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主持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务.辛亥革命后,长期寓居上海.民国3年(1914)开清史馆,担任总纂,条举大纲,创设新例,并亲手撰定了六类传稿,为《清史稿》的编成,做出了很大贡献.缪氏一生刻苦自励,笃志向学,且勤于撰述,著作甚丰,已刻未刻者共计200多卷.另外,他还网罗遗佚,编辑校勘并出资刊刻了《藕香零拾》等四部丛书,对于保存文献,其功至巨.民国8年(1919)在上海去世,享年76岁.
简介:本文试图探索汉唐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皇帝与道家方士的复杂关系,研究他们之间的契合和悖离、利用和反利用,以说明道家方士对中国古代皇权政治曾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方士们确以不同方式介入过不同时期的政局,而作为国家首脑的皇帝也确曾经主动延揽,吹捧其威望和能量,授予相当权柄,因而对国政起过很大的影响.研究汉唐时期政治,是绝不能将道家方士的活动排除在外的.本文也认为,皇帝们宠用方士,其动机和态度是存在着巨大差异的,即有出于对宗教信仰的执着和虔诚,但更多则是基于实际统治需要,或两者兼而有之,将信仰和治术结合起来,巧为运用.当然,对于被称为方士的历史人物也不能笼统而论,他们之间的学理素养、道术修炼和人生追求、辅政的主张,甚至人品和活动方式都有巨大的不同.对于皇权和方士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活动,都必应因时因人因皇具体分析,尽可能公平地评价.
简介:《诗经》行世至屈骚诞生,时间相隔二百余年。出于外交等政治场合的需要,《诗经》一直在各诸侯国之间流播传扬。楚国乃南土大国,与中原文化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作为《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他曾担任楚怀王左徒,在内与楚王图谋国事,在外接应八方诸侯与宾客,他亦曾出使过齐国等地,自然深受《诗经》精神之影响。表现在屈骚中的“怨刺”精神与忧患意识、《诗经》体式及语言等艺术、比兴表现手法等,皆与《诗经》一脉相承。屈原是第一个受益于《诗经》精神的正式署名的中国诗人。由于屈原的努力,屈骚精神与《风》诗精神共同构成了“风骚”精神而光耀万代。唐代诗人崇尚《风》《骚》,化其精神为诗歌之养料,使诗歌呈现出风骨健朗、新鲜活泼的时代风貌,主要体现在精神闳美、性情纯美、人情贞美、语言新美、意境优美五个方面,从而构成了唐诗独特的审美意味。
简介:牙含章先生是研究中国传统民歌花儿的先驱,是临夏籍知识分子中研究花儿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研究花儿的人。牙含章先生对花儿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30年代初完成的。其中包括1篇花儿理论研究文章《花儿再序》,100多首搜集整理的花儿唱词,及1封《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其中《花儿再序》文章及100多首花儿唱词是他在民国二十一年到二十二年,即1932年到1933年写成的,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寄给当时编辑《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的张亚雄先生。《花儿集》一文连载于当年十一月《甘肃民国日报》副刊,署名冀达斋主。《关于花儿地名注释的信》是他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看到当年九月十八日《甘肃民国日报》登载的一首花儿的注释错误后写给张亚雄先生的,随后由张亚雄先生刊登在当年十一月七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上。牙含章先生以上著述后经张亚雄先生修改,收入其编著的《花儿集》中,这本书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一月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花儿集》的出版,使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得以保存下来;同时也由于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散漫于这本书中,使人难以了解其原貌。牙含章先生是一个终身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实的共产党员。他既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家,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问题理论家、宗教学家和藏学家。花儿研究则是他早期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展现和了解牙含章先生的花儿著述,不仅对研究他的人生轨迹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有裨益于人们了解花儿整理研究工作的早期历史。这是编校者竭力复原牙含章先生花儿著述的根本动机。编校者在翻阅相关资料、调查相关人士的基础上,根据张亚雄先生在初版《花儿集》89—90页、148页、150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