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目前法学研究中法理学内外部界限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必要的界定是有价值的。界定不同学科的标准有内容要素标准和形式要素标准两类。法学是以内容要素标准来区分的学科,同时必须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个别-一般和规范-描述这两对形式要素标准。法理学是从一般性角度对法律的研究,以此区别于法教义学和法律史学,构成了法理学的外部界限,这种一般性的研究是无法被取消的。依据规范性和描述性,法理学内部又可再分为规范法理学与描述法理学。规范法理学与政治哲学、伦理学紧密关联,统摄于实践哲学。描述法理学再可分为经验法理学与分析法理学,前者试图通过经验调查得出有关法律的普遍认知,后者则更接近于有关法律的本质性论断。

简介：从“秘密与公开”角度区分盗窃与抢夺的观点与做法存在诸多缺陷；盗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采取平和的手段，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盗窃行为既可以具有秘密性，也可以具有公开性；以对物暴力的方式强夺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具有致人伤亡可能性的行为，才构成抢夺罪；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对象是否属于他人紧密占有的财物，行为是否构成对物暴力。

简介：<正>盗窃与诈骗是侵犯社会主义财产与公民个人财产的两种独立的犯罪。但是,有时犯罪人在进行盗窃时运用欺骗手段,使受害人或其他人发生误解,从而骗取了他们的信任。在鉴别这类犯罪时便发生了困难。

简介：本文梳理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差异和各自的优势与局限,归纳了政府与市场的三种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政府必须在认清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特点的基础上,确立干预经济的原则,划清政府行为的界限,对应该干预的事情进行干预,对不应该干预的事情不干预。本文目的是为我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判断和行为选择的依据,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简介：任然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说，近来，多家互联网企业平台被指侵犯用户隐私，但是均遭到上述企业否认。在是否窃取用户隐私这件事上，基本上企业和用户各执一词。这种“拉锯”状况至少能说明两点问题：一、用户隐私是否被侵犯了，目前还缺乏明确的判断依据，所以互联网企业与用户难以达成共识；二、当前互联网企业在用户信息使用上的表现，确实未能带给公众足够的安全感，所以才会引发普遍性的信息安全焦虑。对于互联网应用产品的权限限制，并不能说完全缺乏规定。

简介：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是辩证统一,宪法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构成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价值体系与目标.宪法与社会生活之间既存在冲突,又存在协调,冲突是绝对的,协调是相对的.

简介：行政法上的公开原则在制度构建上分为政府信息公开和卷宗阅览两种制度，两者之间有较为清晰的界限与内涵。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其规范内容上涵盖了信息公开和卷宗阅览两个方面。在具体构建时，政府主动公开信息与公众阅览权在同一概念上进行使用。政府依申请公开原则上应对所有人公开，例外则限于法定的利害关系人，由于条例明确了“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的限制性条件，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在实践中等同于个案卷宗阅览，大大缩小了申请主体的范围。我国立法是在同一概念上来使用信息公开与卷宗阅览的，并没有作出严格的界限划分。

简介：当公司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时,司法是否应该积极介入,这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分歧。基于公司自治、股东平等、债权人保护等多重原则,在通常情况下法院不宜替代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继而,公司增资困难、股权回购条件过严、章程地位虚化等因素,是造成公司利润分配产生纠纷的深层原因。法院在处理公司利润分配纠纷时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形,在充分尊重公司自治的前提下谨慎介入,并在现行法的框架下寻求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措施。然而,最根本的变革仍是完善相关的制度,使得股东利益保障更为全面、有效。

简介：诉讼事件非讼化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处理争讼事件时采用职权探知主义、书面主义、不公开主义、简易主义等非讼法理，以达到裁判简速、合目的和展望性之宗旨所为之活动。程序法理的交错适用为诉讼事件非讼化提供了可能。非讼化并非完全抛弃程序保障的要求，它是在尊重当事人宪法上的程序基本权的界限内进行。但应当承认，因民事事件类型的差异，在具体个案中非讼化的标准也必然是富有弹性的。

简介：在身份犯中，由于具备特殊身份的自然人的危害行为才可能侵犯法益．或加重、减轻法益的侵害，因此，刑法典分则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加以规制。但不具备特殊身份者可以与具备特殊身份者共同侵犯身份犯保护的法益，因此，其可以成为身份犯的共同犯罪人。实行犯与正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机能。对于无特殊身份者能否成为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之问题，须根据身份犯的实行行为分别而论。但无身份者不能成为身份犯的共同正犯，否则，“区别对待共同犯罪中的首恶者与胁从者，惩办少数，改造多数”之刑事政策就不能实现。

简介：

简介：权力是一种政治资源，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授权。由于资源所固有的稀缺性，导致了权力所有者和权力行使者的分离，从而使现今的民主演变为选举精英的民主；另外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使国家这一“大家长”有可能过多地干预权力。为了防止这一恶果，法治和道德因素成了限制精英权力的重要保证。

简介：本文通过比较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主要国家的司法员额结构，探讨诉讼、法官与律师之间的数量关系及其所体现的一般司法规律，并和中国司法结构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国司法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文章认为，中国司法结构存在“三少一多”的特点——诉讼少，律师少，法官人均案件少，法官多。在员额制改革过程中，不宜实行全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当地的案件数量适当配备法官职数，同时发展适当规模的律师队伍，让律师在法治进程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简介：法院调解是否应该注入强制性因素,理论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由于法院调解本身难以避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同时也为了促进案件分流,提高司法效率,并且缓解某些案件不宜作出判决的压力,在法院调解过程中适当注入强制性因素是比较务实的主张,也符合大多数国家主流发展趋势。如何防止法院调解强制性因素向强制调解转变？应当正确厘清自愿原则、制度性强制及蛮横调解的界限和关系：规范调解强制性,杜绝蛮横调解;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为缓和调解中＂合意的贫困化＂态势,必然需要牺牲调解的部分灵活性、注入强制性因素并对强制调解制度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与完善,以此保证法院调解走向程序化、制度化。调解前置范围适度扩张、法院可依职权优先启动调解、加强法官对调解过程的控制、建立代替调解的裁决制度等措施值得尝试。

简介：最近,笔者接触到湖北某法院终审判决的一起刑事诈骗案,涉及到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罪与非界的界限。下面,笔者想就此案作些分析与探讨。案情简介:1985年3月,湖南某贸易组(以下称需方)派业务员周某到湖北应城某贸易货栈(以下称

简介：医疗损害责任和医疗事故罪均是因为医务人员或医疗机构违反注意义务、存在过失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二者理论上的区分或许清晰，但法律实践中却很难截然分开，区别二者的关键在于过失的严重程度。医疗损害责任的承担以过失为基础，有过失，则有责任，但医疗事故罪却不尽然。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责任，却不一定构成医疗事故罪，医疗事故罪有其立案和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即医务人员承担医疗事故罪的原因为主观要件“过失”（违反注意义务的严重程度达到了“严重不负责任”）加客观要件“造成了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了就诊人的身体健康”（这是“严重不负责任”客观衡量标准）。

简介：宗教信仰在历史上经历过从禁锢到自由,然后发生自由异化,再到相对自由（限制）的变迁过程。鉴于目前我国宗教领域的规范状况,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限制规定存在合法性问题。纵观世界各国宪法文本,通常以国家法律、公序良俗、公共利益、政治因素等原则性事项确定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其正当性来源于保障权利、维护秩序、规范行为的法治理念,并在近代宪政发展历程中为诸多国家所继受。我国宗教信仰自由界限的合理构造,应当消解政治属性,确立法律保留,理顺政教关系,细化公共利益与公序良俗。

简介：实践中对于宪法实施的日益强调要求相应理论构建的进一步精细化,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立法权的宪法界限。传统观点对于立法余地正当性的论证建立在宪法规范的框架秩序性质和立法权的民主正当性之上。但这并不足以为立法余地范围的界定提供有效的指引。原则理论将宪法规范视为一种最佳化命令的主张既能为立法者提供有效的行为指引,又为其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形成空间,从而能够与传统观点中的合理之处有效兼容,构成对于立法余地正当性的完整论证。

简介：欲划清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须用体系解释的方法。体系解释不仅要求形式上将刑法作为整体,做到上下文结合、总分则结合、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宪法结合,而且从实质上将刑法作为价值体系,用刑法规范的目的即保护社会关系来区分和联系不同的犯罪。只有坚持刑法的形式体系统一于实质价值,才能厘清"合同"的含义、范围及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第266条诈骗罪法条竞合关系的性质、适用。

简介：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学界和实务界开始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理论。但学界与实务界的分析思路或多或少地有些滞后,即将刑事诉讼视为单一价值观支配下的有机整体,而忽略其中的冲突与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