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呈现的四个特征：尊重国家主权、禁止溯及既往、不适用时效、调查范围有限。在调查的过程中应尊重各个国家主权利益以获得国家的认同和合作;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只有重点调查原则才能使司法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加强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保护,可以使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活动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简介：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跨境数据流动正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平台,数据处理的商业和技术环境也正发生根本变化。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出于不同原因限制跨境数据流动。聚焦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规制中的三个焦点问题——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与合法政策目标的矛盾平衡、跨境数据流动规制的路径选择以及涉及国家和政府部门的数据的跨境流动规制,分析相关国际贸易规则的未来走向,并对我国的应对提出建议。

简介：《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具有解释补充《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的功能。其法理依据是PICC可以作为辅助性法源，帮助进一步阐释CISG的一般法律原则。以有关损害赔偿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为例，这一做法符合CISG第7条统一法方法义务，并相较于其他解释补充方法具有保障CISG的国际性和统一性的优势。但前提条件是其并不违反CISG的一般法律原则，且未超出CISG的调整范围。

简介：基于国际社会在投资条约内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认定上的严重分歧以及在＂即便是自我判断性质的条款（包括明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与默示的自我判断条款）,也不能全然置身于争端解决机构的审查范围（包括实体与程序方面）之外＂问题上的大致共识,建议淡化非排除措施条款的自我判断性质区分。国际仲裁庭应在非排除措施的＂必要性＂审查事项上采纳合理的＂最少限制方式＂或遵从的＂最少限制方式＂审查标准。

简介：国际化是期货市场本质属性，是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基础条件之一，而期货市场国际化必然要求法治化。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和自贸实验区的建立，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期货市场自身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已势不可挡。但目前我国关于期货公司、投资者和期货品种的准入制度等方面存在准入门槛过高、双向交流不够畅通、程序繁琐和不够透明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影响我国期货市场在国际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为此需要从法治化路径入手，完善期货立法，优化期货市场国际化法治环境，实行负面清单管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优化市场准入程序，完善相应的风险防控机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保证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有序开展。

简介：现代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主体已经由传统的国家本位转向个人本位，并伴生了专门针对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的仲裁程序。与传统的商事仲裁不同，以ICSID为基础的投资条约仲裁不要求严格意义的仲裁条款，而是以“书面同意提交”为前提，这为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合意解释留出了可裁量的空间。近年来，我国在向外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将可提交国际仲裁的事项由原本的征收与国有化补偿问题开放到所有投资事项，因而有必要充分理解ICSID仲裁的管辖权要件。此外，对投资协定中的关键条款进行把握也关系到投资仲裁的程序正当性，如公正公平待遇条款、最惠国待遇条款、保护伞条款。

简介：“超裁”，一般指仲裁庭超越自身权限作出仲裁裁决，常常在国际商事仲裁纠纷以及相关司法案例中被提及。对此，国际公约、国际示范法以及绝大部分国家法律往往规定，超越自身权限作出仲裁裁决，仲裁裁决将不予执行或被撤销。对《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规定及有关司法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得出“超裁”的三种表现形式：超越仲裁协议、超越仲裁请求、超越可仲裁性。判断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否“超裁”，要审查仲裁协议（仲裁条款）的内容，要审查当事人仲裁请求范围，要审查可仲裁性。

简介：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大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在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主导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实行了排斥普通移民、优惠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政策。一些东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和投资移民制度。这些现象标志着国际向内移民模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型。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应顺应这一潮流,立足本国国情,借鉴它国技术和投资移民经验,以吸纳高端移民为重点,按照一定的逻辑路线和标准,细化、完善本国的向内移民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