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古代有自己的文体观念和文体分类方法;＂五四＂之后,引入西方的四分法,把文学体裁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四大类,后来又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影视文学等新的文体类别应运而生。综观一部中国文学史,认为文体即文学作品的体裁、语体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美学风格,这个定义大致不差。文体具有表意、表象与表现等功能;而文体和题材之间又存在着吁求与征服关系。现代文体学已经成为文艺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而备受关注;经过近20年的学术发展,文体研究的意识在中国文学界已经空前自觉,虽然从事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不少同仁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做着文体学的探索和教学工作,但要建立较为完备的中国当代文体学,可做的事还很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简介：在中国当代的法治文化生成过程之中，产生了由异质性文化冲突和同质化冲突带来的诸多人文困惑与焦虑。这需要在本土国情、文化渊源及其突围路径方面探寻解决思路。这里需要理论研究中人文取向的强化，需要中国法治文化建设历程中的人文精神的融入，需要走出既往法治乌托邦的精神窠臼，在入自身全面发展的叩问中实现精神突围。

简介：四本在当代有代表性的哲学原理著作，孙正聿《哲学通论》、叶秀山《哲学要义》、张世英《哲学导论》、余敦康《哲学原理》，显出了从政治型哲学原理向学术型哲学原理的转折，四本著作所依据的哲学资源（叶的西方哲学，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加西方哲学．张的西方当代哲学加中国传统哲学，余的中国哲学加西方哲学加印度哲学）显出的转型方式和四本著作所形成的体系结构，既反映了中国当代哲学原理演进的基本路径，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值得哲学原理学界的思考。

简介：<正>西方有两门经济学与法学间的边缘学科:一个是经济分析法学(又称法律经济学),它在法律问题的研究中导入经济分析,借以提高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的效率与效益,这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另一个是产权经济学,它认为经济运行要更有效率,就要有明晰的产权界区(或边界),否则,就会引起交易中的摩擦,增加交易成本①,影响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样,在经济学研究中就引进了产权、权利、义务等法学概念,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当前,两门学科的引进和建立都是改革所需要的。

简介：在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中，如何对待法传统，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长期以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肯定者认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法律文化传统，中国法传统可以成为中国法治社会的文化资源；否定者则认为，中国法传统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它不但不能为法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内容，而且会阻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它是必须被抛弃的文化糟粕。

简介：当代中国宪法与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中国宪法尊重习惯的客观存在，当代中国宪法在序言、正文中对习惯进行了肯定和明确的认可，确认了习惯的正式法律渊源地位。当代中国宪法通过基本权利的规定、国家结构职责的规定，具体保障习惯，使宪法认可的习惯能够予以实现。当代中国存在许多宪法习惯、宪法惯例，我们应当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当代中国宪法的习惯，更重视内生规范的总结。

简介：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的重要标志。理解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既要从法教义学的普遍立场和一般方法论出发，也要充分认识中国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刑法教义学的引入不意味着学术主体性的丧失，应当区分法教义学知识与法教义学方法。要仔细甄别域外教义学知识与中国刑法语境的兼容性，积极引入没有语境障碍的教义学知识，并运用教义学的一般方法创造立足本土的新教义。中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体系性，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体系封闭和僵化保持警惕。社科法学的研究不会对法教义学形成挑战，而是提供了资源和助力。法教义学有能力回应和解决疑难案件，在广泛吸收多学科知识并充分考虑利益、价值等因素的同时，仍然保持法律场域中法教义学论证的独特性。法典化国家的历史现实，决定了法教义学是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但绝非法学研究的全部；法教义学应当充分尊重其他法学研究方法，虚心学习、共同繁荣。

简介：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立法难免对性道德问题进行回应。在理解道德立法方面，我们可以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有关论述中得到启发。在论证道德立法的正当性问题上，结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性道德领域内的判例，我们将道德纳入立法的表现形式归纳为社会秩序、公共道德和社会环境。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道德回归和社会价值观重建的时期，立法无法避免要对性道德问题进行回应。我们一方面应当谨慎对待立法的道德化，防止立法对私人道德的过度干预；另一方面需要发扬民族传统道德，发挥公共道德对社会价值整合的力量。

简介：本文试图在当代中国的法治文化研究中区分出三种类型的法治文化概念，它们分别是作为领域或对象的法治文化概念，作为方法的法治文化概念，强调法治文化整体意蕴的法治文化概念，分别对应三种文化概念，即为强调外延的文化概念，作为意义之网的文化概念和作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概念。三种类型的法治文化概念也是三种典型的研究进路，本文试做简单述评。

简介：当代中国法存在于一个实行着两种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内，三种法系风格兼备，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四地各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并在四个法域中分别适用各自的法律。中国四地不同的法律的未来，在全球地域化中，当是走向一种新的中国法圈，它既是民族国家的，又是“溢出国家”的地理性的，具有一元的现代法律理念，应透射出强烈的沟通理性。

简介：随着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深入，法律的激励功能日益为学界所关注。但是，仅仅将法律激励理解为一种有关于“赏”的法律策略，则并不符合激励理论的完整表述，也容易使人们对法律激励理论产生片面的解释趋向。事实上，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理论植根于中国的法治实践中，在理论的实践应用层面上表现为“赏”与“罚”两个维度，在具体制度设计策略方面表现为以权利和义务为核心的机制运行模式，并在理论发展上面临着本土化的诸多困难与障碍。当代中国法律激励理论的本土开发同时意味着由激励功能出发从整体上对当代中国法学理论进行重构。

简介：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学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亦不少。归根结底是对法学教育性质的认识很模糊，法学教育的性质是法学教育的基本问题，如不对法学教育进行正确定性，法学教育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势必制约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应走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之路。

简介：古代中国在起诉制度上往往都设置诸多限制与障碍，最大限度地阻碍当事人之诉讼。这与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古代中国崇尚和谐，为追求和谐，营造无讼无争的境界，统治者设置了种种诉讼障碍，防止因诉讼而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氛围。而探寻古代中国对诉讼设置诸多限制的种种表现及其根源所在，对于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而言，无疑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简介：中西方社会在由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过程中,分别确立了共尊一权权威和共尊统一规则的不同秩序,由此奠定了中西基本法的始基。两者在后续发展中形成了迥异的权力来源观、法律层级观和权利保障观,这些文化基因决定了基本法能否走进近现代宪法。中国基本法文化在近代重构了西方宪法文化,由此形成民族化的、保留着一定非立宪主义趋向的中国宪法文化,进而决定、引导和型塑着中国宪法和法律的变迁。

简介：诚信理念，是维护行政秩序、体现法律安定性和权威性、提升人民对政府信赖的需要，更是行政法价值得以实现的灵魂和保证。可是，无论在传统文化中还是在现实的行政运行中，都存在着严重的诚信匮乏问题。诚信理念在我国行政法中的全面确立，是民主政治、行政关系和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诉求。诚信理念的多层面、全方位的展开，有利于塑造中国行政法的品质。

简介：基于苏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马克主义经典作家列宁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检察制度和辩证地继承彼得一世时期检察制度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阐发了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检察权理论。列宁的检察权思想在苏俄时期检察制度建设的法制实践中得到应用和发展,不仅构筑为前苏联检察制度建构的理论基点,而且列宁检察权思想亦是新中国检察制度建构的重要理论基础。列宁的检察权思想理论基于中国的国情和检察制度建设的背景,经过六十余年的曲折发展演进,已经具有了中国化的特点。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列宁的检察权思想理论对于中国检察制度改革、发展和完善的路径选择上,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借鉴价值。

简介：当代中国是指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自1982年国家第三次全面修改宪法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大规模立法的时期，而且在1993年之后进一步加快了立法的速度，[1]其核心理念可以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个字D（2）

简介：权利问题研究对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变迁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权利问题研究推动了中国法律文化基调的彻底转化，即从惩罚性法律文化向权利法律文化的转化；另一方面，权利问题研究也促成了部门法学的权利观念模型的构造。

简介：司法腐败的现象损害了司法权威，降低了司法公信力，于是有人开始提出“法官的道德品质要重干业务能力”。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看到目前法官所需求的业务能力已不同干古代，各级法院都因为职能的不同所需求的业务能力也不同，“轻率、简单”地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可能会有“避重就轻”之嫌。法官的道德品质在短期内仅仅通过教育宣传是很难得到明显提高的，不过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可以建立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维护司法公正。同时，根据上诉率的降低，表明伴随着我国法官群体职业化的推进、专业水平的提升，我国司法显得更加公正而不是腐败了。

简介：司法建议是中国大陆一项具有地方特色的法律制度,有着传统法律文化和当代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司法建议发挥了特殊的政治、法律、社会功能：一方面补充了司法裁判的局限和不足,另一方面参与了社会治理和法治启蒙。经由合理的设计,司法建议可以在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