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犯罪统计初探○刘广三一、犯罪统计概述统计的涵义有三：一指统计资料，即反映大量现象的特性和规律性的数字资料；二指统计工作，即收集、整理和分析统计资料并进行推论的工作；三指统计学，即以统计活动和统计资料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经济统计学、卫生统计学、数理统计...

简介：<正>在当今的美国,有关犯罪统计的工作,可说是从司法部门到理论研究人员都极为重视的一项工作。每年,司法部门都要将往年搜集、整理好的各种有关犯罪的数据、情况统计成册,公布发行,以显示其工作的卓有成效。这对政府司法部门来讲,并非是一件坏事。公开犯罪状况,可以表明社会对它的服从程度,证明社会结构中的潜在倾向、犯罪的发展趋势,以此来警告社会,从而对整个社会实行更有效的控制。同时,它又成为犯罪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和成为社会实际存在的犯罪总数的指示。在今天的犯罪学和刑事司法体系学的研究中,可以

简介：新监察制度是在反贪腐工作法治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法治化不等同于法制化,而且法治具有多义性,确定的法治化的内涵不同,制度设计的具体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新监察体制在整个国家侦查权体系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监察至上,二是监察、检察和警察之＂三察鼎立＂。笔者认为,新监察权应当采行三察鼎立模式,在保障监察权之权威、高效地行使的同时,体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本精神。为此,应当慎重设置留置权和调查权,使现代法治精神和原则能够在新监察制度的设计中得到体现。

简介：<正>上述六个统计指标,其资料分别来源于国际刑警组织的《国际犯罪统计资料》;美国国会图书馆;《世界银行图表集》;联合国国际劳工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所属时间是1983年。经过运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对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第一,从全社会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犯罪率的高低受其历史的悠久,国民的富裕程度,人口过剩等因素的影响,这种说法有待深入研究。统计分析指标显示:五种因素,对犯罪率的影响都十分微小,理论上甚至可以说没有影响。

简介：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有多种情形，司法实践中，比较集中的财产保全赔偿纠纷包括三类：一类是申请保全人在原审案件中败诉导致被保全人起诉要求赔偿；第二类是申请保全人在原审案件中部分请求未被法院支持导致被保全人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第三类是申请保全人在保全后撤诉或不到庭应诉而视为撤诉，导致被保全人起诉要求赔偿损失。但是保全错误是否赔偿损失应具体分析，应当根据保全申请人的过错程度、权利行使是否符合比例、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来判断财产保全是否错误，是否应当赔偿被保全人的损失。在认定保全是否错误时,应当考虑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因果关系的直接程度，通过主观层次、客观层次、利益权衡及诚信原则来判断和认定，在认定保全错误的情况下，根据是否产生损失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赔偿。对于没有产生损失的，不影响对财产保全错误的认定。

简介：个人书面言语风格反映在字词句、标点、语段、语篇等多个方面,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运用统计法对上述诸方面的情况进行归类统计,从而对检材与样本的言语风格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对其撰稿人进行同一认定。在统计的过程中,应注意比对的条件、材料的选择、统计的程序等问题。

简介：疑罪从无作为刑事诉讼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对于被告人被控诉行为的证明标准和控诉方的证明责任均有严格限制。基于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现实差异性,法庭审判中各方的认知案情能力必须以效率、效益和公正作为价值判断,疑罪从无原则在保障人权、防范冤假错案和推动司法文明进程中的程序作用不可阙如。对于疑罪不能采取有罪推定的立场,有罪推定不符合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总结疑罪从无原则司法适用的判断标准,以期进一步提升证据裁判原则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简介："法子匡时为国重,高名重后以书传"是沈家本逝世后,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为沈家本墓所作的题词,它后来被刻在湖州家乡沈家本墓前牌楼的两侧石柱上.这两根石柱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人民公社兴修水利时,成了水渠的基石.到了90年代后期,湖州市政府筹资修复沈家本墓时,它们又立在了沈家本墓前.我们估且不论袁世凯本人的历史评价,单看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的题词,应该说是对沈家本恰如其分的评价.沈家本一生以国为重,晚年努力实现法律改革,力求以法救国的一份拳拳之心,赢得了当时法学界乃致政界的尊重与敬仰.他一生勤奋笔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现今不可多得的法学文献.

简介：对s市M区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涉嫌犯罪的少数民族人员以无任何前科记录的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外来男性农民和无业人员为主；实施的犯罪行为比较轻，相对集中于盗窃罪，寻衅滋事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几个罪名；共同犯罪的规模较小，共同犯罪人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作案手段多元化、相对平和，重特大案件罕见；适用刑罚比较轻缓，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为主。城市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并不是严重的社会现象，其数量和严重程度远远低于汉族人犯罪。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不应当特殊化，应当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背景下，理性客观地对待少数民族人员犯罪问题，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采取措施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