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13年9月7日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中国公证协会公证理论研究委员会（扩大）会议,是第七届中国公证协会一次较为重要的全体性会议.参加会议的不仅是中国公协公证理论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协十二个专业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的主任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中国公证行业以这样的规模召开理论研究委员会会议,是第一次.足见本届中国公协对公证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

简介：<正>随着客观归责理论研究的深化,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引起我国刑法学界广泛的学术兴趣。举例来说,张明楷教授在探讨交通肇事罪时指出,交通肇事的结果必须由违反规范保护目的的行为所引起,例如,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禁止酒后驾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驾驶者因为饮酒而导致驾驶能力减退或者丧失进而造成交通事故。如果酒后驾驶并未导致驾驶能力减退或丧失,而是由于车辆出现驾驶者不能预见的刹车故障而造成交通事故,对驾驶者不能以交通肇事罪论处。[1]梁根林教授在探讨危险驾驶罪时也认为,认定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必须结合刑法规范保护目的,对包含暗示罪量要素的"裸"的"醉驾"行为事实进行规范限缩。[2]问题是,虽然两位学者在"规范保护目的具

简介：审判理论研究是关系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年来，海南高院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加强审判理论研究，加大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益，取得了新的成绩。2013年10月17日-18日，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2013年年会、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度审判理论重大课题结项验收会和2013年度审判理论重大课题开题报告会相继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海南高院党组书记、院长董治良，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张甲天率队参加了上述三个会议。

简介：1968年哈丁教授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认为在公有产权制度下，多个权利持有者会依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导致公有资源被过度使用。1998年赫勒教授在其基础上提出“反公地悲剧”概念，认为当公共资源上产权过多，权利人相互制衡时，就会有资源虚置、效率低下的情况产生。“反公地悲剧”概念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内涵对产权理论、法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分析现实社会现象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反公地悲剧”和《困局经济学》是赫勒的代表作。本文拟以此为基础分析“反公地悲剧”理论研究的脉络及其发展，并简要分析该理论的缺陷及其在相关研究领域的贡献。

简介：不久前,中国公证协会相继召开公证理论研究（扩大）、公证质量评估、业务指导和公证文书研究四个专业委员会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最近中央的一系列文件,讨论了赵大程副部长有关指示精神的落实措施.总体上看,会议思路紧扣司法部的部署和中国公协四年工作规划,结合委员会工作实际和职能特点研究部署工作;会议内容密切结合公证业务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发挥专业委员会在理论研究、质量评估、业务指导等方面的职能;会议形式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标准,勤俭办会、开门办会.

简介：我国电信法中的互联互通诉权现存的突出问题是行政诉讼问题与合同问题。本文分析了电信法中互联互通的本质、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国际漫游合同的性质、间接代理以及事实契约等观点和理论,在充分阐述国内运营商与行政主管部门、用户与行政主管部门、用户与本网运营商以及用户与国外运营商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后,得出结论;运营商因电信法的互联互通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需分情况界定;用户在国际漫游通话质量出现瑕疵时,可以援引间接代理理论,向国外运营商以及本网运营商行使"选择权",也可以在本网运营商怠为主张债务时,以代位权向国外运营商主张权利。

简介：被允许的危险理论的产生与过失犯罪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能较好地解释某些同时具有危险以及“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在刑法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被允许的危险理论能够阻却犯罪的成立，所以存在如何将其嵌入犯罪构成要件中的问题。这也导致了被允许的危险理论与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但从被允许的危险理论的产生背景以及其对限制过失责任范围成立的效果上来说，将其视为阻却过失责任的理论即放入责任这一阶层中应当是恰当的。

简介：<正>【编者按】一门学科的独立,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其独特的范畴和理论体系。经济法基础理论是经济法学安身立命的根和本,经济法学界的同仁,只有坚持学科自信,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使经济法学之树根深叶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法学界不乏学科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国家调节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漆多俊教授在考察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同步演变的过程中,归纳出了"市场三

简介：<正>【编者按】一门学科的独立,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其独特的范畴和理论体系。经济法基础理论是经济法学安身立命的根本,经济法学界的同仁,只有坚持学科自信,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使经济法学之树根深叶茂。

简介：<正>一、引言偶然防卫作为教学案例,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百年难遇,但却是检验违法论立场的试金石。例如,①甲射杀了乙,但事后查明,乙在被杀的前一刻也正拿着枪对准甲准备射击,而甲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②甲射杀了乙,但事后查明,乙在被杀的前一刻也正拿着枪对准丙准备射击,而甲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是否应当对甲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追究的话,应当如何处罚甲。这就是偶然防卫所面对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立足于行为无价值论或者结果无价值论,在日本刑法学界出现了

简介：犯意转移原则用以解决D意图杀死V1而实际杀死了v2等类似情形之责任认定问题。该原则起源于16世纪的英国普通法，对英美刑法司法及立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亦面临着实践窘境及学者的猛烈批判。作为事实错误不免责之理论，犯意转移原则是建立在抽象故意观基础上的刑罚政策选择。在打击错误的场合，犯意转移原则对于D的责任认定并不妥适，因为它忽视了刑事责任的认定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规范、自由与强制之间的博弈。

简介：教育问责理论基础的确立,必须结合教育的基本属性和内在要求。简单引用行政问责制的理论基础,缺乏与教育的有机结合和对教育事物本质的逻辑分析,难以对教育问责作出合理解释,亦难以对教育问责制的建构起到理论引领作用。公共性作为教育的基本特性,其所蕴含的合理性、公益性、公开性以及公平性等多元价值,高度契合了教育问责的制度特征,是教育问责的理论基础,也是教育问责制构建的前提和基础。从公共性的视角分析教育问责制,一是要建构理性的教育问责制,确保教育功能的实现;二是要确立多元主体实施的问责,使教育问责制反映社会公益;三是要以问责报告及公示制度为问责的关键环节,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四是要把教育机会平等作为教育问责的重要考量指标,维护教育公平。

简介：日本从战后废墟中快速重建，但其工业经济的发展却是以人们的生活环境为代价的，在一连串的公害事故后人们才觉醒到环境的重要，并将环境作为刑法上的重要法益。但是由于环境本身的特殊性，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传统刑法理论在处理环境犯罪方面明显不足，因此不得不提出相应的修正理论。例如客观归责上的疫学因果关系说，乃至于主观归责上的危惧感说。然而，在面临举证困难的同时，为了有效预防环境犯罪，提早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乃至于财产安全，日本最终在立法上采用了危险犯的立法模式。日本环境犯罪的刑法理论发展，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简介：研讨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的必要性，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国际法观，也就是认识和分析国际法的妥当方式、看待和审视国际法的正确心态。国际法观有多个维度，从国家立场、国家利益、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可以作这样的论断：不唯可以拥有一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而且，国际法源自国家实践，国家的单边、双边、多边等不同层面的实践，还构造了具有一国或者区域特色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理由在于，首先，国际法通过大量的单边行为、双边条约、多边条约以及一些很可能是少数国家所遵行的习惯的方式碎片化地存在。

简介：虽然人权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强势的政治和伦理话语，但它一直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从19世纪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到当今社群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诘难，西方社会对人权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止过。当代西方人权批判从如下四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展开：一是道德批判；二是法律批判；三是政治批判；四是社会批判。鉴于存在上述批判，需要认真对待谁之人权、何种人权以及人权的道德局限问题，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命题。

简介：国际法虽为天下之公器,但无往不具有民族文化之特征。国家的立场与理论是国际法良性发展的基础。当代世界国际法组织化、宪政化的客观趋势使得展示中国国际法理论具有可能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逐渐提高、在政治经济上的影响逐渐加强,导致了对于国际法话语权和理论的需求,而这与国际法中国理论的实际欠缺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鉴于中国通过国际法律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并且通过学术积累初步形成了自身研究的根基,所以有可能通过理论界的自觉努力,特别是理论与实践界的制度性沟通而构建中国国际法的特色理论、形成中国国际法实践的鲜明立场;与此同时,需要在思想观念、人才培养模式、制度设计、行为方式、语言的国际沟通、系统互动等各方面为形成中国国际理论进行努力。

简介：罗马法中意外事故的概念其实是指因具有偶发性、突发性而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情形。只有刑罚的基础主观化，意外事故理论才可能形成。而刑罚的主观标准肇始于罗马王政时期，成熟于古典法时期。罗马刑法中的意外事故概念有时是犯罪后果以外的故意，有时是过失，有时是无故意也无过失。

简介：法律拥有效力部分地依赖于其所在的法律体系具有实效，即得到人们大体上的服从。这就是法律效力理论中的实效性原则。对于各种类型的法律效力理论来说，法律效力标准都需要来自法律本质、功能的道德原则的支持。表面上，作为纯粹事实的实效似乎与各种类型的法律效力理论都不协调，但实质上，法律效力依赖于实效是源于“法律的任务应该交给最具实力的人或机构来完成”这一道德原则。根据该原则，实效难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简介：一个社会中，存不存在社会利益？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是优先保护个人利益还是优先保护社会利益？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对于相关法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如何用已有的法学理论对现实中发生典型案件和关键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事实上，理论与实践有时是吻合的，但更多的情况是冲突的。通过具体的实践并审视理论层面的问题，并结合实践存在的时空背景来深化相关理论研究，是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键和重要方法。解决社会利益和个人自由间的冲突，要采用立法的手段来完成，并要对这种冲突是常态性的还是非常态性问题给予判断，对于前者需要通过普通法来解决，对于后者，则通过特别法来解决。

简介：对于实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实行过限，我国刑法学界多以实行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超出共同故意的范围作为判断标准。但是，这一判断标准存在“结论先行”之嫌，且未回答未实行过限行为人为何要对过限结果承担罪责的追问。是否应对过限行为及其结果承担罪责，事实上仍属于能否就此成立共同犯罪的问题。只有在某行为属于有关基本犯罪之共谋射程之外的行为时，才能认定实行行为人的行为属于实行过限，在此基础之上再根据共犯的本质论与错误论确定具体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