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苏利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Ⅱ)大约死于1150年,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Ⅶ)1181年即位,其间没有留下具有明确日期的柬埔寨文碑铭。必须透过刻着阇耶跋摩训谕的碑铭来了解这个时期的情况,这些训谕反映了他的世界观以及他想要人民相信的关于他早年生活的事迹。由于他显然不是一个完全正统的王位竞争者,像很多柬埔寨的开国君主那样,他早年的事迹缺乏文件的记载。乔治·戈岱斯(GeorgeCoedes)将零星材料综合成阇耶跋摩的传记,他认为阇耶跋摩是柬埔寨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国王,而不是一个僭越者。阇耶跋摩碑铭及其所告诉我们的关于他的观点,在很多方面和以前所说的根本不同。阇耶跋摩七世因其所推行的激进而壮观的变革,在柬埔寨史册中占有崇高的地位,特别是自从三十年代戈岱斯的著作问世以后。我们将见到,他的统治包含一些神秘和异议。阇耶跋摩是苏利耶跋摩二世的同胞兄弟,是陀罗尼因陀罗跋摩(Dharanindravarman)亲王的儿子,陀罗尼因陀罗跋摩曾做过短期的国王,并且是一个热烈的佛教徒.格罗斯利尔(Groslier)最近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它缺乏文献的证明,还因为它把阇耶跋摩置于直系继承的位置上,从而使我们所知的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变得更难理解。
简介:21世纪以来,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进入了-个新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既创建了新的制度,也有-些旧的制度被改建或者重建.例如,在海盗问题治理领域,就形成了-系列“多层次、多主体”的新制度安排.尽管这些层次不同、范围各异的制度安排大多是非正式的,但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印度洋安全治理方式的演变.印度洋安全治理制度的发展变迁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包括外部环境变迁、制度学习和不同制度间的竞争、重要的利益攸关国家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与推动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相关治理实践等.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制度发展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未来,相关治理主体在制度发展与重构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挥能动性,在参与治理实践过程中从观念层面和具体操作层面不断推动制度优化发展.
简介:区域安全治理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伴随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国际组织纷纷加入本区域安全治理之中,履行各自安全治理职责,合作方式已经成为各个安全治理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工具选择,这标志着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初步形成,在维护本区域安全和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尽管中国参与印度洋护航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过程中参与较少,作用有限,这种状况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负责任大国担当的身份严重不符.随着印度洋地缘战略通道对中国未来发展重要性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失效和克服域内外个别大国战略误判带来的消极影响,使中国参与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加大.中国作为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重要主体之-,参与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已是不可或缺,并将在引导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提升和夯实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能力和基础、推动印度洋区域安全治理合作等方面有所作为,为维护印度洋区域安全与稳定,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案.
简介:尽管印度并非米尔斯海默所界定的大国,但并不妨碍印度在对外关系中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策略.从历史传统来看,印度主要采取借势战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借势战略之所以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不仅在于其为获取权力服务,还在于特别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运用.通过审慎分析可以发现,借势战略的收益受诸多变量的影响,其中尤以地缘优劣、国家能力强弱权力权重、国际制度、队友考量、目标或非目标等影响最为突出.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正是其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借势战略策略的运用,在该借势战略框架中印度为施动者,针对目标为中国,借势对象为美国、日本,收益目标包括安全发展与权力,手段则重视军事能力的准备与扩张.正是基于借势战略,印度与美日的海洋安全互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尤其在推动印太地缘政治形态、共同应对中国的海洋“挑战”多边联合军演制度化、军事装备与技术贸易等方面令人印象深刻.不过,根据借势战略收益的框架进行分析,印度与美日海洋安全互动的借势战略收益是复杂的,大致可以分为正向收益、不确定性收益和负向收益.于中国而言,对印度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策略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相关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