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保障劳动权这一公民重要的基本权利,我国已围绕其建立起一系列的权利保障体系,然而仍然存在着条文僵化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原因。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更有意义的探索则是应当采取何种方法予以解决。当前我国在劳动争议解决问题上,面临着劳动关系'单一调整'规范体系与实践中'一调一裁两审'争议解决机制的不足与缺陷,其运行过程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等原因衍生出诸多待解决的矛盾与问题。当前我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领域的司法实践为完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路径与方法。

简介：作为现代社会组织关键资源的组织成员个体并非组织中的单一工具取向的存在,其个人物质、精神及社会交往各方面的需要满足与否,直接影响着其在组织运行过程中的日常表现。组织福利体系体现了社会组织对其成员的生活关怀和长期承诺。组织福利体系之完善可从基本保障计划、发展型福利计划、弹性福利计划等方面着手。基本保障计划可以从普享福利、员工援助计划和心理福利等方面来进行设计。通过发展型福利计划提高"组织人"素质是组织应对竞争、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弹性计划通过个性化的福利体系设计使工作成为"组织人"的个性选择和主体需求,进一步激发其创造性。

简介：行政许可监督在对象方面侧重于监督许可的程序,因而形成行为模式方面的“程序型”监督模式,在监督主体方面以具有行政权力的主体为主而形成主体模式方面的“权力型”监督模式。这些问题根源在于许可过程中存在政治考量以及裁量权力等因素,从而导致许可监督容易实现对程序的监督而难以实现对实体的监督,加之在行政权力行使方面,传统上还存在重视法条主义而忽视人的因素以及监督主体与执法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等缺陷。因此,要引入公众参与、许可裁量基准、专家监督及制度化的社会监督等因素来完善行政许可的监督模式。

简介：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有效填补了我国刑法的缺漏,体现了我国民生刑法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由于本罪的身份犯特征,所以在司法认定上应当着重考虑相关人员之间是否存在着被监护或者看护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在立法完善方面应当扩展犯罪客体的内涵,增加犯罪对象、犯罪主体、罚金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内容,同时延长有期徒刑的刑罚期限等。

简介：全面考察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应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进行。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和运行皆应依据相应原则。目前,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仍存在制度化水平低、信息共享内容单调和形式单一、部分互动形式有待明确、未能实现行政司法和司法行政的有效衔接、个案协调深度与广度不足并缺乏规制等问题。因此,为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应当推进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司法与行政信息共享的形式与内容、明确建立司法与行政人员交流与联合调研机制、建立依法行政考核专项信息通报机制、完善个案互动协调制度。

简介：社区是国家公共服务资源惠及居民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对小康社会的获得感与满意度。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需要建立完整的信息采集、服务供给和评估监督机制。实现多元服务供给主体的良性协作,关键是要明确社区服务的需求表达、服务供给和评估监督中各主体的定位与作用,形成责任边界明晰、相互分工协作的关系模式。

简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独创的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而制度自信是巩固、发展和完善这一政治制度的重要保证。本文从制度自信与制度自觉的关系、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视野、政治制度判断标准以及辩证唯物史观等五个方面来讨论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阐述制度自信的含义、重要性及其理由和依据。

简介：进入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化,各类境外活动日益频繁,公共安全的外延得到极大扩展与延伸,我国公民、组织和机构在境外的安全需求越来越迫切,近年来.马航MH370失联、越南平阳大规模骚乱、也门撤侨等一系列境外涉我突发事件不断发生,对我国的境外应急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我国既有的以应对国内突发事件为主的应急管理机制亟须作出适当调整。

简介：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政协要发挥好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重要作用,发挥好民主党派在政协中的作用,但民主党派面临监督能力不足等困境,制约其作用的发挥。人民政协应完善民主党派在政协中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的机制,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推动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简介：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是在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契约创设型证券。存托人是该类证券的名义发行人,境外企业则属于实质发行人。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该类证券设定的境外企业单独承担型信息披露模式,无法为投资者知情权提供充分保护,难以为非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规则提供制度铺垫,同时,境内存托人的信息披露业务能力也不能得到培育。在充分借鉴域外融资参与型存托凭证信息披露模式设计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宜构建以境外企业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主、存托人与托管人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为辅的信息披露模式。其中,存托人与境外企业应分别承担存托凭证与境外基础证券在我国的发行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独立承担存托凭证的上市信息披露义务;存托人应分别承担面向投资者与境外企业的中介信息披露义务;存托协议与托管协议应分别约定境外企业及托管人向存托人提供的契约性信息披露义务。境外企业、存托人及托管人通过强制性与契约性制度安排共同向投资者提供优质、充分的信息披露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