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20世纪末开始,异地商会迅速发展且超前于相关制度安排,而对其发展中呈现的矛盾性和创新性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文章基于组织合法和有效的融合性视角,以浙江省L市异地商会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构建了商会实现合法和有效的策略模型。研究表明:(1)组织在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过程中具有能动性特征,并积极对合法和有效进行策略组合;(2)组织的合法和有效关系具有多样性特征,且二者大致呈倒U型的关系;(3)组织提高合法和有效的相关策略因时因地而异,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强调商会治理中内外互动的策略性,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组织能动性的解释外延。总之,商会实现合法和有效的策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法团主义的松动,但相应崛起的不是公民社会,而是社会法团主义。
简介: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开启了政商关系发展的新进程。政府与商会的关系是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理解政府与商会关系的政策演变及其内在逻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政府与商会的关系实质是国家治理方式的缩影,是政治经济关系,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叙事。通过目前关于政府和商会关系的研究的总结,发现政府与商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会发展合法性研究、政府与商会边界问题研究、政府与商会互动形态研究三个层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出台的有关商会发展的政策文件的梳理,认为我国政府与商会关系发展和政策演化经历了以"限制管控-规范管理-指导监管-互动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四个阶段。
简介:民营经济与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同步同调、相互促进。受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引发的民营经济风波和中美贸易战等影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处于特殊时期,需要作为特殊角色的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其特殊作用。作为联系政府、企业、市场的桥梁和纽带,行业协会商会应超越原有的经济服务角色和职能,承担起特殊时期发起政策倡导、监督政策执行、解决贸易纠纷、制定贸易规则与国际标准等特殊角色。同时,特殊时期的行业协会商会也要发挥其特殊作用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构筑民营经济发展平台,包括共性技术和公共服务平台、交易与展贸平台以及产学研平台;推动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包括传统产业向创意产业转型、“大数据”引领行业内部产业链生态圈以及行业集群发展与品牌建设;拓展民营经济国际市场,包括组织抱团国际展贸、提升行业国际化进程以及占据国际高端市场。
简介:本文讨论了商会内部基于企业权势而产生的分化。对两个商会的个案研究显示,强权势企业、弱权势企业与无权势个体户的利益诉求及其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模式不同。强权势企业基于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能够与地方政府直接商榷,倾向于绕过商会;弱权势企业则需借助商会编织社会网络,以获得政策优待与资源,更倾向于卷入商会;无权势个体户则不愿负担与政府维持密切互动的成本,疏离于商会。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供结社的要素,但也加深了私营企业主利益与行为的分化。当前的商会体系并不能处理这种分化,试图将它们都聚集到同一个社会组织中,破坏了组织凝聚力,阻碍了制度化利益传输渠道的形成。与以往焦虑于商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具体位置的研究不同,本文将视野下移,讨论了社会基础如何型塑结社的内部特征。作为建构性的个案研究,本文结论不能直接普遍化。
简介:基于浙江省温州市行业协(商)会的问卷调查及利用SPSS工具的统计分析,对近年来温州工商行业协(商)会的绩效与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比较。通过分析与比较,得出:温州商会在整体上呈良性发展态势,其行业管理职能的总体实施情况较好,但不同行业之间的商会职能在履行上有差异性。各项职能的发挥程度在不同行业之间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协会组织还是会员企业对行业组织的评价都较高,未来预期也较高;近年来行业协(商)会的市场化、民间性、独立性、自主性特征表现明显,并不断得到增强;行业会员企业对行业协(商)会的支持率普遍较高;政府对行业协(商)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行业协(商)会仍对政府有较大的依赖性;行业协(商)会的治理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社会力量蓬勃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民间商会得到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简介:行业政策参与已然成为中国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已有研究中国行业政策参与的文献大多集中于中国大企业或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通过“关系”方式进行政策参与以实现利益诉求,少有文献关注代表民营中小企业利益的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基于浙江、江苏两个民营经济大省146份地方行业协会商会的问卷数据研究发现:相较于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单一化与消极性,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行业协会商会表现出较强的政策影响力与政策参与积极性、具有多样化的政策参与目标对象和政策参与路径、更多地采取正式渠道展开政策参与,进而呈现出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多元化与制度化特征。地方行业协会商会因政治资源有限、代表民营企业利益与竞争性环境等原因而呈现出不同于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实际上存在着国家与地方的重要分野。
简介: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的价值得到多方主张,但多数行业协会商会在传统发展环境下形成了依赖行政机关的生存发展逻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作为重构政会关系的政策安排已经历“三脱钩”、“四脱钩”、“五分离、五规范”三个阶段,执行进程冗长迟缓。模糊冲突模型,以辨析政策特征为核心,通过研究政策的模糊性、冲突性,考察脱钩各阶段政策及其执行过程取向,提供了从政策执行视角解读政会脱钩改革的新框架。长期以来,政会职能脱钩都是主要难点,当前脱钩呈现一种“低模糊、高冲突”为特征的“政治执行”取向。对政府而言,深化脱钩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政会职能关系和运用权力推进职能脱钩,实现“政治执行”向“行政执行”的转变,进而疏通政会脱钩的执行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