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肯定叙事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同时,也肯定抒情性作品中的“典型情绪”、“典型感受”之类,这种对“典型”范畴的“泛化”阐释,使之具有开放性的理论态势。在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普遍采取了这种阐释模式。在我看来,“典型”范畴的“泛化”,实在是文学理论的若干重要进步之一,为重新认识“典型”的涵义及其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打开了缺口,是典型理论深化的关键性契机。但是,最近却听到对典型泛化的殷忧之论,蔡子谔同志的《不要淡化典型》即是一例。他认为,“典型”范畴泛化,“难免使典型繁琐化,最终使它陷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窘境”。他还进一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与典型的泛化现象有千丝万缕联系且联袂而至的,便是弱化典型、淡化典型的主张。”(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88年第4期)蔡文的殷忧已受到社会的重视,《新华文摘》今年第一期,就在报刊论点摘要中介绍了蔡文的基本论
简介:教育战线,是我们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四人帮”进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教育战线到底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这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的根本焦点之一。“四人帮”为了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于一九七一年,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处心积虑地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竟胡说什么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革命的“蛀虫”和“挖社
简介: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虽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但他们的生活道路往往是坎坷的,命运常常是悲凉的,北宋文学巨匠苏轼尤其如此。在苏轼40多年的任宦生涯中,曾经经历过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长期的流徙生活,使他咀嚼尽种种人生况味,经受了深重的身心磨难,特别是当我们把审视的目光集中在他黄州时期的生活时,便发现这位曾誉满京师的新科进士,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并不象有些学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味的寻求超越,沉醉人生,而是其内心深处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和痛苦,经受着极度的“出世”与“处世”的起伏和纠缠。本文则以苏轼黄州的生活经历为参照,来论述他这一时期的精神境界。